5月16日的马尾之行，近三个小时的参观。当天，马江海战纪念馆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的参观者较少，我得以静下心来，走进这段历史。馆内的文字记载篇幅庞大，很多时候我只能走马观花式地浏览，但博物馆用了整整一层楼来介绍“船政学堂”，着实令我印象深刻。

清同治五年（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奏准创建船政，择址于福州马尾，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接办。船政直隶中央，设局造船、培养人才、建设海军。船政借鉴西学，造舰船与育才并重，终为中国近代工业之嚆矢、近代海军之摇篮。

沈葆桢指出，船政根本在于学堂。这阐明了学校教育在近代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船政大胆挑战“私塾、官学、国学”等旧式教育，革新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和重义理、轻技艺的教育模式，突破了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传统观念，吸取外来精华，传授科学技术，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模式为各地效仿，闽堂成为开山之祖。

新式教育是船政的发端，左宗棠着手创办我国最早的培养船长、造船工程师以及海军人才的专科学校“求是堂艺局”，学习法文、英文、西法。在当时等级制度还十分严格的形势下，船政学堂招生对象不分民族，凡年13-16岁（后放宽至12-20岁），无论举贡生员、官绅士度出生，均可报考，录取了许多资质聪颖，精通文义的学生。

对于左宗棠这一创世之举，我由衷地佩服。这位中国船政的奠基人，洋务派领衔人物之一，大胆冲破思想桎梏。他认为陆战夷人不如我，“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故“不能不师夷长技以制夷”。于普通人而言，改变尚且是一件困难的事；于一个国家而言，改革创新又岂是一朝一夕能开始并发展的举措。而他们，敢去想，敢去做，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构想，并且首创军事留学，官派儿童赴美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在船政学堂继续学习，严复、詹天佑等人也在其中，他们都为国家后来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船政学堂的开办也并非一帆风顺，学生入学前接受的都是封建文化教育，要他们接受近代科技知识，学习外语，其难度之大可以想象。但是，学生们无比勤奋，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掌握了外语和造船科技知识，令人赞叹。与此同时，船政学堂实行严格的考核淘汰制度。章程规定，联考三次三等者退学，被淘汰者近一半。相比于目前大学降低要求，“照顾”学生的现象，船政学堂对于学生的要求实在是严格了许多。教育这件事，不应该马虎，做学问哪容得下“随便”的字眼。

船政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课堂教学与实践紧密结合。课堂教学使用显微镜、六分仪，后学堂学生航海实习时会使用经纬仪。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理论应用于实践这方面，船政学堂为后续的教育作出了很好的榜样。我们目前的学习，很多时候停留在表面。由于课时的大幅缩减，实验课少之又少，动手能力要提升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老师会不停强调，实验操作要规范；在我们手足无措，面对很多情况不能独立解决甚至问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时，老师会批评我们不懂得动脑筋思考。事实上，长期以来的教育模式，已经使得我们的思维被禁锢。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能做的只有接受与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而不会去质疑和思考背后的原理。也许实验课上的同一个问题放在考卷里，我们就可以很顺利地回答出来，但在真正动手操作时，却不知从何下手。实践方能出真知，这是真理。因此，多动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目前的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船政学堂还附设电报学堂，聘请丹麦大北公司工程师担任教习，培养中国学生学习电气、电信及电线制造，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专业人才。我们总说知识就是力量，在现如今的社会，高学历者比比皆是，但每个领域里的拔尖人才并不多见。我们缺乏的，是在一个专业里做深做专的钻研精神。而专业技工人员也出现极大的缺口。大众教育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国民的文化水平，而要实现量变引起质变，则亟待精英教育的发展。

无疑，船政学堂对于我们的启示是巨大的。我们还有太多需要学习的方面，仍需努力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