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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翼星教授:关于北京大学校训的几点思考

时间:2016-04-06 00:16:50 来源:北京大学 作者:文/张翼星 • 图/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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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张翼星教授

作者简介:张翼星,男,1933年8月生,湖南省平江县人。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现为博士生导师。

长期以来,国际国内著名大学一般都有公认的明确的校训,唯独北京大学没有一致的校训。这多少令人惊愕,也不免使北大人有点尴尬。这也许反映北大的某种特点,即比较尊重各种不同意见。但我想,实际上许多北大人的心目中是有校训的,只不过难以达到定论罢了。最近,前北大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著文提议,将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就职演说中对学生“训词”的八个字:“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作为北京大学的校训。(见《北大青年研究》2014年第1期)他就这个提议所论述的理由,是颇有启发的。不过,我还是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于北大校训,当前在不同场合,大致出现过三种提法:“科学,民主,爱国,进步”,这在校方主持的报刊或会议上,比较容易出现;“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曾在校园中心位置的标语牌上多次出现;“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许多北大人在报刊上或言谈中经常提及的。连同王义遒教授的提议,主要便有了四种提法。由于一直没有达到共识,至今并未形成明确的校训。我一直主张把蔡元培提倡并坚决实施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定为北大校训。

大学校训是什么?它往往是某种传统,经验或校风,学风的凝炼;是全校师生共同信奉的治学,做人的箴言。从一些著名大学校训的内容看来,一般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校训是民族精神或学校传统的某种反映。它激励师生铭记和弘扬某种优良传统。比如:“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更与真理为友。”(哈佛大学)古希腊的精神和哲学,是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这种民主传统和科学精神尤以真理为重。“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美国斯坦福大学)向往并实现学术思想的自由,历来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传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复旦大学)此话取自《论语·子张》,表现中国传统教育主张的学与思,“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结合。

北大校训最好与北大基本传统相一致。优良的传统是长期积淀并可世代相承的一种精神因素和可贵气质。北大的历史比较悠久,北大传统的内容是丰富而多方面的,可以从多维的视角去体认。比如,从政治参与的视角肯定北大的爱国主义的传统;从社会改革的视角肯定北大的乐于担当的传统;从学术风范的视角肯定北大的严谨与创新的传统,等等。在这诸多方面的传统中,有一个基本传统,它是由大学的基本性质和北大的历史经验决定的。大学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呢?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还特别指出:大学“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北大起初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曾有“最高学府”之称,历来也是全国培养高端人才,繁荣学术文化的重镇。正是依据北大的这种性质与任务,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便明白宣称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个方针和一系列的锐意改革,便使北大如鱼得水,面貌一新。其作用与贡献,决不限于北大。正如梁漱溟所说:它“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注:1)正是这个方针为学术繁荣和人才涌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并尽显北大特色,曾经使北大以至西南联大人才辈出,蜚声中外。我认为这就是北大的基本传统,我们抓住了这个大的方面,就可把握住北大传统的精髓。它之所以成为北大的基本传统,就因为它是“五四”新文化动基本精神在教育学术领域的体现;它是中西文化传统相融合的一个典范;它与北大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它极其有利于培育现代化建设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既然体现了北大的基本传统,那么,视它为北大校训,就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校训是本校学术文化特色的鲜明表现。一所有成就的大学,多半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校训要求师生保持这种特色,发扬优良校风。比如:“既会动脑,也会动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不仅注重理论和智力培育,而且注重结合实践,进行动手能力的训练。这可能正是这所学院涌现大量杰出科技人才的秘诀所在。“求知和学习的理想之地”(英国剑桥大学),这是办学的目标,更是剑桥的特色。有些大学的校训,用语比较一般化,缺乏应有的特色,则比较缺乏凝聚力和吸引力。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虽然是一个普遍的学术理念,但却是蔡元培首先在北大明确提出,并竭力倡导和坚决实施的方针。在北大早已开创一种风气,形成一种文化气象,学术氛围,极其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这是北大最富特色又最具成效的方针,因而形成北大的基本传统,至今仍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许多人踏入北大校园,一旦接触老一辈学者的风采与成果,或者走进图书馆,品尝这里的精神食粮,甚至只要品味一下红楼或未名湖的历史风韵,就会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印象,一种“北大就是北大”的东西,有时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是文化包容的气象,学术自由的氛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作为校训,最足以表现北大的这种特色。

校训是促进人才成长和学术繁荣的积极力量。不少大学的校训,以对真理的追求为内容,由此激励人才的成长,促进学术的繁荣。比如:“真理是我的老师”(英国牛津大学),“力量借助于真理”(美国华盛顿大学),“凭借信心到达真理的丰盛”(费尔菲尔德大学),“明德厚学,求是创新”(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研究高深学问,必须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尽量避免功利性目标和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因此,强调学术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学术的依附性。这是大学校训极具吸引力和警示性的方面。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为推进学术争鸣,鼓励科学创新,开展真理性探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定为北大校训,正可表现北大人以学术为重,善于综合创新,勇于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校训往往取自经典或耳熟能详的名言名句,用语精炼,便于记忆和履行。西方各大学多取自《圣经》,国内各大学则多取自《周易》、《论语》等经典。比如:“凡事求真”(美国西北大学),取自新约圣经的腓利比书4章第8节。“机遇”(美国佩斯大学)。杰出人才的成功,除了天赋与勤奋之外,合适的机遇也是一项重要因素。短短二字,似异峰突起,让人不要忽视这个方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取自《周易》中的两句经典名言,内涵深邃而又便于铭记在心。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人最熟悉而又精粹的语言。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理念,它珠联璧合式地体现了中西文化传统的融合。蔡元培在说明这个方针时,一面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即充分吸取了世界各大学,特别是西方各大学的传统经验;一面多次引用《礼记》中的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他又说:“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注:2)这正说明了大学之所以为大的缘由和北大办学的宏远宗旨。实际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北大形成的气象和风度,早已熔铸在北大的学术事业上,铭刻在北大的历史著述中,烙印在北大人的深层记忆里。简短的八个大字,意味隽永,影响深远,用作北大校训,至为精当。

或许有人问,“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二者的关系如何?何者更为重要?应当说,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诚如一枚钱币的两面,互为前提,难分轩轾。或可说,思想自由是兼容并包的前提,兼容并包是思想自由的保障。就侧重方面而言,“思想自由”可能比较侧重于学者或师生个人;“兼容并包”则比较倚重于一个方领导或一种组织。个人的天性是向往思想自由的。在不妨害他人自由的条件下,思想自由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在学术文化领域,更如冯友兰所言:“盖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理固然也。”(注:3) 所以,实现学术文化领域的思想自由,的确重要,它是探究真理,勇于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在我们社会里,宽容又确实显得更重要,因为没有宽容,自由就会失去保障;而且实现宽容,需要克服各种思想阻力与障碍,如既得利益,居高态势,固定成见,自以为是,等等。这就需要革故鼎新的毅力,需要宽阔的胸怀与气度。可见在现实生活中,宽容比自由显得更迫切,也更有难度。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定为北大校训,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又是现实的。

总的说来,北大的基本传统就内存于北大的精神家园之内,不必外求,也不必多求。应当让那铸就北大辉煌的珍贵而熟悉的学术文化箴言,八个大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像一座精神丰碑,永久竖立在北大校园内,树立在北大人心中。它既是北大的基本传统,也完全可以定为北大的校训!

附注: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3.21。

冯友兰:《新原道》自序,《冯友兰文集》第5卷第125页,长春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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