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翼星，男，1933年8月生，湖南省平江县人。教授，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7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现为博士生导师。

长期以来，国际国内著名大学一般都有公认的明确的校训，唯独北京大学没有一致的校训。这多少令人惊愕，也不免使北大人有点尴尬。这也许反映北大的某种特点，即比较尊重各种不同意见。但我想，实际上许多北大人的心目中是有校训的，只不过难以达到定论罢了。最近，前北大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著文提议，将京师大学堂首任总监督张亨嘉就职演说中对学生“训词”的八个字：“为国求学，努力自爱”，作为北京大学的校训。(见《北大青年研究》2014年第1期)他就这个提议所论述的理由，是颇有启发的。不过，我还是想谈谈个人的看法。

关于北大校训，当前在不同场合，大致出现过三种提法：“科学，民主，爱国，进步”，这在校方主持的报刊或会议上，比较容易出现；“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曾在校园中心位置的标语牌上多次出现；“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这是许多北大人在报刊上或言谈中经常提及的。连同王义遒教授的提议，主要便有了四种提法。由于一直没有达到共识，至今并未形成明确的校训。我一直主张把蔡元培提倡并坚决实施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定为北大校训。

大学校训是什么？它往往是某种传统，经验或校风，学风的凝炼；是全校师生共同信奉的治学，做人的箴言。从一些著名大学校训的内容看来，一般有以下显著特征：

一、校训是民族精神或学校传统的某种反映。它激励师生铭记和弘扬某种优良传统。比如：“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柏拉图为友，更与真理为友。”(哈佛大学)古希腊的精神和哲学，是西方思想文化的重要源头，这种民主传统和科学精神尤以真理为重。“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美国斯坦福大学)向往并实现学术思想的自由，历来是西方文化的重要传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复旦大学)此话取自《论语·子张》，表现中国传统教育主张的学与思，“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结合。

北大校训最好与北大基本传统相一致。优良的传统是长期积淀并可世代相承的一种精神因素和可贵气质。北大的历史比较悠久，北大传统的内容是丰富而多方面的，可以从多维的视角去体认。比如，从政治参与的视角肯定北大的爱国主义的传统；从社会改革的视角肯定北大的乐于担当的传统；从学术风范的视角肯定北大的严谨与创新的传统，等等。在这诸多方面的传统中，有一个基本传统，它是由大学的基本性质和北大的历史经验决定的。大学的基本性质是什么呢？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还特别指出：大学“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北大起初是全国唯一的一所国立大学，曾有“最高学府”之称，历来也是全国培养高端人才，繁荣学术文化的重镇。正是依据北大的这种性质与任务，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便明白宣称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这个方针和一系列的锐意改革，便使北大如鱼得水，面貌一新。其作用与贡献，决不限于北大。正如梁漱溟所说：它“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注：1)正是这个方针为学术繁荣和人才涌现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并尽显北大特色，曾经使北大以至西南联大人才辈出，蜚声中外。我认为这就是北大的基本传统，我们抓住了这个大的方面，就可把握住北大传统的精髓。它之所以成为北大的基本传统，就因为它是“五四”新文化动基本精神在教育学术领域的体现；它是中西文化传统相融合的一个典范；它与北大的兴衰成败密切相关；它极其有利于培育现代化建设人才。“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既然体现了北大的基本传统，那么，视它为北大校训，就应当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二、校训是本校学术文化特色的鲜明表现。一所有成就的大学，多半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校训要求师生保持这种特色，发扬优良校风。比如：“既会动脑，也会动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不仅注重理论和智力培育，而且注重结合实践，进行动手能力的训练。这可能正是这所学院涌现大量杰出科技人才的秘诀所在。“求知和学习的理想之地”(英国剑桥大学)，这是办学的目标，更是剑桥的特色。有些大学的校训，用语比较一般化，缺乏应有的特色，则比较缺乏凝聚力和吸引力。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虽然是一个普遍的学术理念，但却是蔡元培首先在北大明确提出，并竭力倡导和坚决实施的方针。在北大早已开创一种风气，形成一种文化气象，学术氛围，极其有利于学术的繁荣和人才的成长。这是北大最富特色又最具成效的方针，因而形成北大的基本传统，至今仍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力量。许多人踏入北大校园，一旦接触老一辈学者的风采与成果，或者走进图书馆，品尝这里的精神食粮，甚至只要品味一下红楼或未名湖的历史风韵，就会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印象，一种“北大就是北大”的东西，有时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这就是文化包容的气象，学术自由的氛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作为校训，最足以表现北大的这种特色。

校训是促进人才成长和学术繁荣的积极力量。不少大学的校训，以对真理的追求为内容，由此激励人才的成长，促进学术的繁荣。比如：“真理是我的老师”(英国牛津大学)，“力量借助于真理”(美国华盛顿大学)，“凭借信心到达真理的丰盛”(费尔菲尔德大学)，“明德厚学，求是创新”(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研究高深学问，必须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尽量避免功利性目标和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因此，强调学术的独立性，坚决反对学术的依附性。这是大学校训极具吸引力和警示性的方面。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为推进学术争鸣，鼓励科学创新，开展真理性探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定为北大校训，正可表现北大人以学术为重，善于综合创新，勇于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校训往往取自经典或耳熟能详的名言名句，用语精炼，便于记忆和履行。西方各大学多取自《圣经》，国内各大学则多取自《周易》、《论语》等经典。比如：“凡事求真”(美国西北大学)，取自新约圣经的腓利比书4章第8节。“机遇”(美国佩斯大学)。杰出人才的成功，除了天赋与勤奋之外，合适的机遇也是一项重要因素。短短二字，似异峰突起，让人不要忽视这个方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清华大学)，取自《周易》中的两句经典名言，内涵深邃而又便于铭记在心。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北大人最熟悉而又精粹的语言。两个方面，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完整的理念，它珠联璧合式地体现了中西文化传统的融合。蔡元培在说明这个方针时，一面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即充分吸取了世界各大学，特别是西方各大学的传统经验；一面多次引用《礼记》中的话：“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他又说：“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注：2)这正说明了大学之所以为大的缘由和北大办学的宏远宗旨。实际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北大形成的气象和风度，早已熔铸在北大的学术事业上，铭刻在北大的历史著述中，烙印在北大人的深层记忆里。简短的八个大字，意味隽永，影响深远，用作北大校训，至为精当。

或许有人问，“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二者的关系如何？何者更为重要？应当说，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诚如一枚钱币的两面，互为前提，难分轩轾。或可说，思想自由是兼容并包的前提，兼容并包是思想自由的保障。就侧重方面而言，“思想自由”可能比较侧重于学者或师生个人；“兼容并包”则比较倚重于一个方领导或一种组织。个人的天性是向往思想自由的。在不妨害他人自由的条件下，思想自由也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在学术文化领域，更如冯友兰所言：“盖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理固然也。”(注：3)　所以，实现学术文化领域的思想自由，的确重要，它是探究真理，勇于创新的必要条件。但在我们社会里，宽容又确实显得更重要，因为没有宽容，自由就会失去保障；而且实现宽容，需要克服各种思想阻力与障碍，如既得利益，居高态势，固定成见，自以为是，等等。这就需要革故鼎新的毅力，需要宽阔的胸怀与气度。可见在现实生活中，宽容比自由显得更迫切，也更有难度。把“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定为北大校训，它的意义是深远的，又是现实的。

总的说来，北大的基本传统就内存于北大的精神家园之内，不必外求，也不必多求。应当让那铸就北大辉煌的珍贵而熟悉的学术文化箴言，八个大字：“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像一座精神丰碑，永久竖立在北大校园内，树立在北大人心中。它既是北大的基本传统，也完全可以定为北大的校训！

附注：

梁漱溟：《纪念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纪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蔡元培：《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3.21。

冯友兰：《新原道》自序，《冯友兰文集》第5卷第125页，长春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