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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意蕴的北大传统

时间:2016-05-28 21:26:02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江海一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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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意蕴的北大传统

一提起北大,不同的人群脑海里会冒出各种截然不同的答案与形象。观光客会赞美它湖光塔影的古典园林景象,中学生及其家长则醉心于其国内顶级名牌大学的光环,自由主义者会频频念叨它追求自由和敢为人先的传统,而官方机构则将其精神界定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即永远走在跟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一致的步伐上。当我们谈论北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截然不同的答案?

美国学者魏定熙的《权力源自地位》一书,或许能给上述众所纷纭的现象给出一个比较充分的解释。这本书聚焦于北京大学1898—1929年的早期发展史,跟一般校史性质的论著不同,本书是将北大的发展历程,置身于中国近现代巨大历史变迁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分析,全面考量知识分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和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阵地,一部北京大学的发展史,就可谓是整个中国百年变革史的一个缩影。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直接产物。而戊戌变法的发生,又跟清王朝甲午战败造成的政权合法性动摇,以及科举士大夫随即展开的“公车上书”直接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从诞生之时,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稳定状态下的教育机构,而是始终伴随着知识分子与现有政权之间的博弈与互动。而作为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北大之于清王朝的传统官僚结构来说,是一个堪称异数的“增量”。这种增量改革的性质,既给北大和其汇聚的知识分子的自身独立生长,赋予了一定的空间,又使得它始终处在国家机器的严密监控与制约之中。于是我们熟知的历史事实就是,只要政治风气一有大的变动,北大就始终处在这种政治变迁的漩涡中心。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被勒令停办,到民国初期和北伐成功之后的两次险些被叫停,都是这种互动关系的直接体现。

然而政治势力的掣肘,并没有使得北大成为一家普通意义上的教育科研场所。根据书中的统计数字,民国初年北大的历届学生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东部沿海省份,其中以江浙一带的江南地区人数最多,这样的学生分布状况跟明清两代的科举取士情况完全相同。江南自古以来经济发达,文化鼎盛,也历来就是新生思想的发源地。而北大成立之初,承担着最高学府和全国教育管理机构的双重身份,这也自然会让人们将其视同于之前历代王朝所开设的太学。无论是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抗争与革新传统,还是历代太学生积极参与现实政治的历史事实,都使得北大跟国家最高政治,保持着极其紧密的互动关系。鲁迅所言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正是从五四到一二·九,从文革到八九政治风波等历次由北大主导的学生运动的一个最好的注脚。

今天我们来谈论北大传统,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就是蔡元培先生。没有了蔡元培先生,北大或许仍然是一个敢为人先、积极参与政治的机构,但其在今天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传统,就或许不会有如此缤纷的多重意蕴。蔡元培先生的贡献,不只在于把北大从一个官僚的培养和输出机构,转变成一所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的重镇,还在于他用所谓“兼容并包”的理念,最大程度地汇聚了全国各个派别里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在这些学者当中,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海归学者,开创了中国延续至今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旧派学人,则在激进思潮不断蔓延的时代里,培育着护卫传统文化的力量,当今所谓的国学复兴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能与他们形成呼应;而以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学习者与传播者,也成功培育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批骨干。正是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影响中国现当代的各种思想流派,几乎都能在这一时期的北大找到其原生力量。

蔡元培在北大实施的一系列改革之所以能顺利施行,表面上看,是得益于蔡在北洋政府中以浙江籍官僚为基础的广泛人脉,但深层次来说,则跟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很大关系。一方面,北大仍然位于首都北京,在当时又是唯一的国立大学,占据着各种资源和人才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北洋政府在后袁世凯时代,其中央政权又处于持续性的更迭与动荡之中,使得它无暇过度干涉北大的正常运作。正是这样天时、地理、人和的综合性作用,才使得北大在蔡元培的引领之下,成为全国变革与创新的大本营。

北大校长蔡元培

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上述成功也就具备了明显意义上的不可复制性。随着国共合作的大力推进,广州和上海成为了革命的中心,而此时的北京,则笼罩在军阀张作霖的强权恐怖之中,大批的师生开始离开北大,南下奔赴新的理想与事业。而北大的这种衰落,在国民党北伐成功、定都南京、改北京为北平之后更加加剧。在二十多年的国民政府统治时期 ,南京和上海分别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经济中心。处在已沦为故都的北平城,北大也开始了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沉寂状态。

然而北大已经成形的诸多传统,仍然在一代代师生当中得以传承延续。正如魏定熙在书中所言,尽管北大一直不乏激进主义的拥护者,但占据师生主流的,仍然是潜心学术、不问政治的书斋型学人。而在当今这样一个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席卷一切的时代,理想主义和批判精神即便在北大这样的地方,也难抵世俗生活的大潮。传统的沿承与革新,成为摆在每一位北大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北京精神兼容并包

刚刚过去的2015年是《新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从这个意义来上说,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丛书选择在这一年引进魏定熙的这本论著,也是在向北大兼容并包、勇于革新的传统的致敬。但愿魏定熙先生对于北大变迁这种大历史层面的梳理,能够给每一位关注北大发展的国人,以启迪和力量。(文/江海一蓑翁)

(本文刊发于2016年2月27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见报时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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