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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摄影是先有思想,后有画面

时间:2018-06-17 20:54:43 来源:西南科技大学 作者:吴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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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香成:摄影是先有思想,后有画面

作为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摄影记者之一,刘香成用他的相机记录下了众多大事件。在印度,甘地夫人遇刺,种族纷争的炮火不断蔓延;在阿富汗,子弹和大炮都是不长眼的东西,刘香成说:“我差点被火箭筒轰掉”;还有斯里兰卡的宗教战争、韩国的民主运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以及让他一战成名的苏联解体。

这个“战绩累累”的摄影师,面对自己过往的摄影作品,说道:“我只是个举起相机的旁观者,为了历史。”

眼睛、快门和思想得在同一条线上

1992年,在苏联的克林姆林宫,一场影响世界的巨变悄然上演。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发表震惊世界的演讲,刘香成作为摄影师敏锐的直觉告诉他,接下来可能会是一个世界性的时刻。但如果他起来拍摄一定会被克格勃赶走,于是他选择在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个动作落下时按下快门,并且把相机的快门速度调整到了三十分之一秒。

“我将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说完这句话,戈尔巴乔夫仿佛卸下了重担,双眼低垂,嘴角紧闭,他没有把稿子平稳地放在桌上,而是用左手把稿子猛地一扔。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刘香成按下了快门。在这之前他调慢的快门速度恰到好处地表现了稿子落下时的动感,拍出了戈尔巴乔夫的无奈与愤怒。

刘香成走出克林姆林宫的时候,苏联的国旗在缓缓下降,俄罗斯的国旗从此飘扬在克林姆林宫的上方。这是历史性的时刻,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一个时代落下了帷幕。第二天,全球有三十多家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刘香成的这张照片——“戈尔巴乔夫扔稿子”。刘香成也凭借这张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

迄今为止,他也是唯一一个获得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的华人。但在摄影圈中,许多摄影师认识刘香成是从一本摄影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开始的。在这本摄影集之前,西方罕有记者将快门对准中国。

在刘香成的镜头中,有很多大人物。有在北京指挥交响乐团排练《欢乐颂》的小征泽尔;有在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还有由邓小平出席迎接的美国企业家阿默德·哈默的欢迎会。但他更多的作品,同时将镜头对准了人民。作为美国《时代》周刊和美联社常驻中国的记者,当时尚且年轻的刘香成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习以为常的变化。举着可口可乐笑开花了的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坐着抽烟的中年男人,他身旁还有一辆自行车;保障所有人休息权力宪法出台那年在北京北海公园躺着休息的年轻人。

当代艺术评论家karen Smith这样评价这本摄影集:“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法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像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是独一无二。”这本摄影集后来也成为中国很多摄影记者的必读书之一。一切正如刘香成所说:“你的眼睛跟你的思想和快门在同一条线上出现时,才会出现决定性的瞬间。”

用外来的眼光看中国

1951年,刘香成出生于中国香港,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大部分时间都在香港度过。但在他四五岁到九岁的这几年中,他跟随家里人回到了福州生活。刘香成在福州念小学的时候,由于家庭原因,他是全班所有同学里唯一一个不能戴红领巾的。“我就感觉到很不是滋味,因为我也想戴红领巾。”小小的刘香成并不明白为什么,但他明白这件事的结果。

那时正赶上除四害,所以他就积极地打苍蝇,一盒一盒地交给老师,除此之外,每个礼拜三他还去捡石头铺马路。但世事总不尽如人意,如此积极的劳动换来的政治评分还是明晃晃的三分,三分戴不了红领巾。但1960年,在刘香成离开福州去香港的前夕,学校为他举行了典礼,校长亲自为他戴上了红领巾。“这是我最早的一次政治教育。”刘香成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说。

刘香成小时候的经历对他之后的中国情结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亲身经历,我就不会关心中国下一步怎么走。”

1976年,刘香成刚采访完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从地铁站出来之后,他看见一张报纸刊登着整版的毛泽东照片。当时他就知道,中国出事了。于是他向自己的代理人申请去北京采访,幸运的是,他得到了这个机会。但当时北京情况复杂,刘香成只好退而求其次在广州进行采访。

回到中国之后,刘香成就敏锐地感觉到新时代要来了。这种感觉就像他所拍摄的《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的封底一样,这是刘香成在大连理工学院拍摄的一张照片:一个踩着轮滑鞋的小伙子张开双臂一掠而过,而在他的背后,毛泽东的雕像在挥手。刘香成拍下了这个瞬间,这张照片能表达的东西很多,恢复高考了,青年自由了。刘香成认为这是“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

刘香成的摄影作品影响着整代西方人怎样看待那个时代的中国,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和骨子里对中国的热爱都融进了他的摄影作品中。1980年,中国第一家外资饭店开业,老板坐在中式老板椅上喝咖啡,身后站着的侍者统一穿着西式衬衫,但脚上却都踏着解放鞋。刘香成用广角镜头拍下了这张照片。

在刘香成的作品中,这样新旧并存的场景并不少见。长期在国外的经历能够让刘香成用一种外来的眼光看待中国。很多身处这种变化的人们无法察觉的东西都被刘香成用快门记录了下来。从中不难窥得人们意气风发迎接新时代的情绪。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故事,有无限的可能。”刘香成说,“我只能用很小很小的细节,来讲述它。”

“我的每一个机会都是自己制造的”

刘香成赴美国留学时的专业是国际关系,这听起来和摄影、新闻并没有什么联系。改变他命运的是一门摄影选修课,为了完成这门课的作业,他每天都扛着相机在纽约街头随意抓拍。正是因为这些随意产生的摄影作品,刘香成成为了著名摄影师Gjon Mili的实习生。在九个月的实习生涯中,留给刘香成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解读事件比抓住事件更重要。”

当刘香成结束了北京的工作回到洛杉矶之后,甘地夫人被刺杀了,美联社的社长问他愿不愿意去印度。当时所有美国记者的梦想都是在南加州工作,但刚刚从北京调回洛杉矶的刘香成,听到这句话时却轻轻地点下了头。消息传开的时候刘香成正在暗房冲洗照片,其他美国记者都跟他说:“你疯了?全美国人都在南加州,你为什么要往鬼地方跑?”

刘香成去过西班牙,那时正是这个国家著名的独裁者弗朗哥去世一周年。他的镜头里有弗朗哥的支持者与改革派在街头打来打去的画面。他还认识了社会党的领袖阿道弗,这个三十四岁的年轻人曾带着刘香成喝咖啡,后来他当选为西班牙的新首相。

他还去过葡萄牙,为了记录葡萄牙共产党竞选的历程。“葡萄牙的共产党开着拖拉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然后就露天烧烤,煮猪肉、做三明治什么,”这情景让刘香成大感意外和有趣,“这跟中国的共产党很不一样。”

这些哪是什么“鬼地方”?彼时的刘香成就像是中国武侠小说里的游侠一样,扛着摄像机,一次又一次独自步入未知的旅程。

他当年前往莫斯科,也许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刘香成对苏联也是十分有兴趣的,他认识的许多美国记者都去过苏联。这些人会告诉他,中国制度和苏联是一脉相承。“我要知道中国制度为什么这样,我要知道一个解释。在我的思想里面觉得,这很有意思,有机会我一定去苏联。”机会就这样来了,刘香成接到可以前往苏联的通知时,他在韩国待了不到一年。于是他马上把韩国家里的东西打包,运往德国,再送往莫斯科。

刘香成自己也不知道,这次前往苏联将会给他的人生带来巨大的改变。他说:“我当时也说不清什么是‘新闻摄影’,但却可以花几年时间在前苏联生活。”

作为一个拿下过很多荣誉的驻外地记者,刘香成时常会被别人问道:“为什么每一个重要的新闻你都在场?”当一个记者肯不断放弃优越的工作环境往外跑,他难免就会见证一些历史。正如刘香成自己说的:“还是那句话,这个机会你要自己创造。所以做摄影也好,做其他的工作也好,道理是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创造你的机会,而不是说你要等别人去替你创造这个机会,别人不知道你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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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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