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来以为读书就是以书为师，求学受教，面对慕名已久的蒙田，我更打起十二分郑重，正襟危坐，唯恐走了神思。岂料刚翻开序言——“读者，我自己是这部书的材料：你不应该把闲暇浪费在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上。再见！”我登时被砸得头晕目眩：这放诞不羁的口气！莫非他不愿教导面前这位学生？可既然如此，又何必拿书来出版呢？好狡猾的人，我想，从落款处一五八〇年算起，不知骗过过多少读者。既然老师欲擒故纵，学生只好顺水推舟，且看一看这位放浪者如何自问自答。
说“自问”，可问些什么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蒙田不惮以最大篇幅描写琐碎的日常：问一种情绪，问一个行为，问记忆，问睡眠，问习惯，问无所事事，甚至大谈自己口味的变化，说自己爱红葡萄酒胜于白葡萄酒。我发出了四百多年间被一再说出的抱怨：“他喜欢什么与人何干？”更不要说各个章节内部思路不走常道，甚至离题过远，《关于马车》开头谈作家，然后又谈了一点儿打喷嚏，两页之后才终于切入正题——但几乎又马上偏离主题，剩下的篇幅全在谈新大陆。正如萨克雷的戏言，蒙田的文章，题目都可以换着用，或者索性叫《关于月亮》以及《关于新鲜奶酪》，也没有什么分别。
这种随性写作的画风颇有些像今天的网络博客、心情日志、说说和朋友圈，不过，一个人要有多大闲心才能写出一百多万字的说说？闲心，这话对了一半。蒙田出身贵族，早年曾任法官，两度出任市长，在撰写《尝试集》时，他已经因为厌倦官场在祖上留下的蒙田城堡定居，没有繁杂事务缠身了。但是走进书斋并不能使任何人完全与世隔绝，更何况是那个年代。十六世纪的法国，无论宫廷内外，都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的气氛之下。全欧洲，每个国家都在血腥的内战中互相残杀，与此同时，来自西班牙的征服者正在美洲新大陆以空前的残忍大肆发泄兽性。当他是个男孩时，就亲眼目睹了法国波尔多民众怎样被那些用最卑劣的本能设想出来的残暴行为折磨致死。当他刚进入成年，内战就开始了，武装人员从一个村庄前往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赶往另一个城市，他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用用愤怒回应愤怒，罪行报复罪行。他躲进城堡的姿态同时受到两方阵营极端分子的怀疑，外界的纷乱不断在打搅他。如果说他有这份“说说”的闲心，那也绝不是因为这个避世的姿态，而是一份避世的心灵。
他说“我将目光折回内心，定于斯，忙于斯。人人都朝前看；而我，则看向自己的内里”。这时我忽然意识到，蒙田不是不能从日常琐事中脱出而围绕着某个大道理夸夸其谈，不是不能在深思熟虑后费尽心机布局谋篇，但也许在他看来，习以为常的体验才是自我存活的地方，随心而动的意识才是生命本来的样子。所有看似不着边际的闲谈，都是内心变幻的忠实记录；所有看似离题万里的讨论，都是剖析自我的深刻问答。而内心和自我——尤其是在那个盲目狂热地向外流血征伐、攫夺财富的疯狂年代——是属于一位放浪者最天真的问话，最勇敢的追寻，最高贵的自由。
但在当代，还在滔滔不绝地歌颂自由和自我似乎有点多此一举，这对年轻人来说似乎是个老掉牙的问题。我们不是已经成为有史以来最关注自由的一代人了么？我们甚至因为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太过泛滥而被警告，朋友圈里晒出的生活细节比蒙田描述的日常更为详尽，个人权利和选择自由的口号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响亮，我们面前是空前的、无与伦比的自由的土地。我们不再为群体所束缚，不再同意永远为集体价值牺牲个人利益；我们不再为同类所束缚，其他人是与我比肩而不是凌驾于我之上的更高存在。似乎可以说蒙田摇撼的是早已被挣脱了的枷锁。
但如果你足够敏锐，你会发现——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更大的锁链束缚住了，而这条锁链，不仅比以往更加冷酷无情地锁住人类，甚至要将人从王座上拉下来要求他变成奴隶。群体价值远了，可自我价值还没有建立；暴君专政的压迫远了，可却换了无意识盲从替代自我成为君主，我们以为是自己自由地愿想，其实不过是一些来自外界的冲动替代了我们的思考；我们以为是自己自由地作出选择，其实不过是选择主动要求我们选择它们。
双十一是我们自己在消费吗？微博账号是我们自己在关注吗？给鼓动网民的营销账号点赞的是真正的我吗？如果类似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为什么我们的选择如此一致，活法如此相似？几项消费推广，几桩新闻报导，几条娱乐路线，就构成选项的全部，自以为个性的，不过是公共的；自以为代表自我的，不过是代表一个人群的我们宣称自己成为了行动的主体，但其实并没有一个清醒、统一、稳定的意识在主宰这些看似主动的行为。连追星群体都开始流行一句话“不要被带节奏啊！”是谁在带节奏？是谁在跟着节奏走？个人成了标签，被贴在不同的群体性状态之上，这类人生的“由”是与“自”毫无关系的一盘散沙，那些在我们身体里指手画脚的只是一些杂合欲望的外化，一种无限扩张的弥散，不配称得上主体，本该享受自由的真正的我被群体欲望流放了。
没有自我固然不上自由，可我们果真能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自我么？自我哪能丝毫不被群体和尘世所决定？蒙田也不得不承认，人不过是一些易变特质的“补缀和拼凑”，时势似乎决定了一切，而我是由内心受到的接连的影响形成的，“我明天可能变成另一个人，如果新的习得的东西让我改变的话。”考察自我实在让人灰心丧气，能够完全把握的自身似乎非要等死后方可找到，生前我们唯一了解的，不过是一条不断改道和流变的河流，“如果其他人像我这样，仔细审视自己，那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发现自己身上全是痴蠢之气。”我们越是思考，越是怀疑以人充满缺陷的理性是否可以找到自我，越是怀疑有生之年能否摆脱重重帷幕抵达自由。
笛卡尔曾说他唯一能确定的只有怀疑，可多少年之后，连这个论断也被怀疑了。蒙田常常说的“但我也不知道”看起来是无可奈何的投降，可我相信如果一定要求一个回答，这就是最好的答案，因为确信是一种妄自尊大，而怀疑本身却通向了真理：是的，人不完美并且善变，人摆脱不了天性和习俗的约束，人毕生追求自由却甚至连自我都不能确定。但这所有一切庸俗、不定或普通的东西恰恰是最可以肯定、可以把握而无法摆脱的东西——因为这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如果除掉这些，我也就除掉了自己。”于是兜兜转转一大圈，蒙田怀疑了一切却没有否定掉任何东西，理性与真理，情感和道德，宗教和信仰，文化与历史，身边与日常，街头巷尾和公众评价，共同承认了一个完整且不能被化简的我。这令人回想起与蒙田第一次见面，他那欲擒故纵般狡黠的笑容，仿佛在说，“啊，是的，读者，我是写给我自己的，也是写给你的，我的存在也在你之中啊。”
自由何在？在自我。自我何在？在与自我有关的一切生活活动之中。这看来是一种多余，人可以好笑于追求自我的多余，可他却不能没有这种多余，他必须先有怀疑，才有醒觉，有醒觉然后有自我，有自我而后有真正的自由。帕斯卡尔说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否则就不会为自己失了王位而悲哀了。人的悲哀在于人有种种缺陷，找到那个流落民间的自我几乎成了一种奢望，而人之所以不失其高贵的王室血统，却是由于他永远不会放弃这种奢望，并为有朝一日能恢复他的王位而努力，因为他比世上任何一种生物都要清楚：没有自我的存在尽管无忧无虑，却是天底下最可怜的囚犯；寻找自我的生活尽管充满缺陷，却因其自主性成就了最宝贵的自由，人类才有基本尊严和创造的无限可能。蒙田在书的末尾慢条斯理地写道：“明白如何正当地享受我们的存在，这是决然的完美，甚至是近乎神圣的了。……踩着高跷走路并无用处，因为即便在高跷上，路也要靠自己的双腿去走。即便是世界上最高的宝座，也要用自己的屁股去坐。”
我坐在台下，看着那个本该隐藏在幕后的作者站在这本书探照的焦点处，优雅自如地鞠了一躬，满不在乎地谢幕了。“岂能因为读书让自己的头脑变成了别人思想的跑马场？”有声音在心里大喊：“去他的蒙田，你该自己思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