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将1587年作为横切面，从明朝的各阶层寻求切入点，展现自统治阶级到文人阶级，其代表人物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僚”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及名士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来以此表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本书又以明朝的衰亡来作为摄入中国大历史轮廓的切入点，明朝的没落，甚至是中国二千年帝王统治的衰亡更替,归根结底都是“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样的观点，我在过往各家的言论中已有所闻，但《万历十五年》一书的叙述视角和论证过程却是独树一帜、见解独到。明代用道德来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当问题处于胶着状态无法妥协时，现实与理想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最后不是爆发革命战争就是走向毁灭。

读完本书后，我发现万历皇帝作为一位三十年不上朝的皇帝，他与以往所理解的九五之尊存在较大差异。以往的九五之尊在我个人的印象中，皇帝在宗法礼制之下，对帝国有绝对控制权。皇帝无论是在文官集团和武官集团间寻求平衡，还是用宦官机构对文官进行制衡，都实现了掌控政治权力，从而使个人意志在政治中得以实现的目的。但是万历皇帝处在特殊的环境下，他以不满10岁之龄登基为皇，在他的世界里，只有两位太后、张居正和“大伴”冯保能与他平等交流。他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被灌输要克制己欲、要敬天法祖的理念，他的责任范围在臣僚所安排的规范内。当皇帝的幻想没有被打破，没有认识到文官的双重性格之前，他一直都是相信文官集团的。对文官集团态度的转变，直接原因是“立储事件”。文官集团不容许朱翊钧以三皇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废长立幼。另一个原因是张居正事件，让他明白官僚与和他一样具有“阴”、“阳”两重性。作为皇帝，他被文官集团要求克制己欲，而官僚自身根深蒂固的陋习却隐示着私心贪欲。最终，万历皇帝以30年不上朝的选择来表明自己的反抗，这同时标志着在统治集团内部，君主失去了着超然的支配地位。万历皇帝已经不再出席各种法定的礼仪活动，并对文官自动离职保持漠然置之的态度，用废革文官名额来阻止文官上层人事的晋升。

皇权在和文官集团抗衡中落败，最重要的历史根源是，万历年间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所以即使皇帝放弃职责，政府却没有陷于瘫痪。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治国之本。文官所需要的皇帝，是不需要挟带任何主见，仅代表天命，听从文官摆布的“牌位”。所以万历皇帝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君主，仅作为一种制度的产物和处理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失去了对国事的绝对处置权而受制于廷臣。中国不同于西方，没有教会对于政权的干涉。在中国，君主亦称之为“天子”，代表君主代替上天对人民实行统治。君主的权力是由传统所赋予的，带有宗教色彩，君主的决策具有最大的权威。而天意又通过庄严美观的仪式，来巩固帝国运用伦理道德所构建的尊卑统治。万历帝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在社会的支配关系上依旧处于支配地位。万历出行以及皇室立储风波仍是民间评议的热点。同时他还是宗法礼制和国家道德模范的代表。

而另一方面文官集团内部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彼此隔阂和对立。明朝成立之初，朝廷力崇俭朴，财政上死板、混乱、缺乏弹性，甚至官员的俸禄无法满足其生存需求，于是出现了朝廷默认下的地方“常例”，官官相隐。文官体制上人事与财政不协调，出现下级拥有财政权但人事权集中于北京的困局，因此地方官无法应对“常例”等特殊事件的变化。文官的双重性格愈发明显，“阴”与“阳”相背而驰。文官制的根基是科举制，所推崇的是“四书五经”中的仁义道德，为公共利益而牺牲自我；另一方面现实文官体制中，存在的漏洞强化了为官的诱惑。文官本身处于物质与精神分离、甚至对立的矛盾激化中，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

在皇权与文官集团这场悲剧性的冲突中，双方都两败俱伤。万历帝没有取得反抗胜利，他的消极对抗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下，并没有使廷臣自乱阵脚，却使自己处于整个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孤立无援。他的权利大多带有被动性，难以升迁喜欢的官员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也无法制定法律或改变制度，甚至提拔武官掌握军权都难以实现。于此同时，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作为”的统治，加剧了文官集团的内部损耗。万历皇帝不补官的做法，革除了文官鞠躬尽瘁工作去获得物质上报酬的愿景；他对伦理道德的否定，让文官依据伦理道德尽忠国事的丹心成了愚忠。文官集团内部走向分裂，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而贪污腐败更加严重，王朝走向崩溃的边缘。王朝的崩溃趋向挑战了当下统治政权的合理性，这是万历皇帝作为君主的失职，亦是他对自身的统治权威的否定。而在最后，万历皇帝定陵预筑在他的青年时代，筑陵时“长生不死”的寄托，实质上体现了朱翊钧生前为九五至尊，却无法充分发挥政治个性，只能将希望放入死后的“乌有之乡”，充当活着的祖宗。总之，朱翊钧死亦无法摆脱生前的枷锁。

在精神与物质的矛盾之中，文官集团产生了一名“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海瑞在极力追求个人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他信奉儒家君子教育中的安贫乐道。坚持理想化的道德立场，认为出仕仅仅为取得为国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并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海瑞在努力以身作则来引导官员本分节俭，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这种服务于公众牺牲自我的精神值得提倡，但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恢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从本质上看，他的行事准则依旧是被他唾弃的文官官僚的作态。在实际处理案件中，将技术问题根据个人直觉归结到善、恶的道德范畴进行判断。

从为人修身和寒苦百姓的角度，海瑞算得上一个好而优的官员。他受理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极力维护少数寒苦百姓的利益。同时，海瑞赢得的好名声，既满足了作为儒家君子精神上奉献自我的理想状态，现实中的严于律己也实现了他为人修身的目的。李贽对其评价可谓透彻至极――“可以熬霜雪而不可以栋梁者”。正如，“忠贞”的御史不惜以死进谏来留名史册。绝大多数的士大夫都有类似的理想。

但是作为君王而言，海瑞不算好官，至少他没有实现治理领域内的平衡，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景。直接体现在，海瑞在干预农田所有权纷争问题时，无视原有的传统规则，仅凭借自己的是非标准来具体处理案件，没有建立专门的调查机构，做出公正的裁决，更没有修订或是宣布具体可行的法律条文。这样审判方式无异于原有以行政道德代替司法的处理方式。海瑞没有认识到帝国问题的本质，也无自己完整的行政理念，仅依靠个人道德观的改变来对抗原有的既得利益者，有些不切实际。还没有成长就想改变文官集团，最后不过黯然收场。我想对万历而言，海瑞适合当一个提神剂一样的精神象征，但并不适合做行政实施的刀刃。

本朝农田所有权涉及到农民高利贷的问题。高利贷出现的症结，是明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政府在发放票据之初没有任何准备金,票据与铜钱崩溃，现实中以碎银作为流通货币。碎银作为贵金属，实行储藏功能，银子减少引发通货紧缩，推动高利贷市场扩大。碎银货币非政府统一发放也意味着当局对全国货币流量失去控制；商业法律的缺失，无法从合法途径维护农民相关高利贷的权益，政府无法用商业票据来补充货币的流通量。但在此情况下，高利贷的房田抵押反而推动了农村中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否定原高利贷所产生的契约，实为动摇农村根本的行事准则。

在所有人中，戚继光是最为明智的。他从来不做不可能做到的事，但在可能的范围内，他已经做到至矣尽矣。为官期间，他赢得了张居正的支持，既实现了抗击倭寇的功业，也实现了为将的愿景――改革军队，改进装备。他看清楚了当前官僚体制下个人妥协的无法避免，把自身人事上的才能作为建立新军和保家卫国的手段，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虽然晚年凄凉，但至少在个人与官僚体制中求得了共通点。戚继光最后西陨，是文官集团赢得保持对武官压迫的胜利，也是文官放弃明朝军事防御线，自掘坟墓的开始。

万历年间在各个层面发生的事情，构建了明帝国运行的结构。在“万历中兴”的表面下，皇帝失去对国事的绝对统治，受制于文官集团。而文官集团内部不断分化、矛盾激烈，即使在思想上有一定革新，也没有力量形成系统理论，依旧维系着以伦理道德为统治根基的体系，用政治压力和道德，应对甚至是压制社会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最终僵化的应对模式推动明帝国走向衰亡。万历年间，文官已经全面压制武官集团，而戚继光的卸任，让明帝国失去了重整军备的最后机会。帝国幅员辽阔下，各地情况复杂。明朝政府用道德代替法治，通过宦官机构对全国进行监视，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其施政目的是“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本书通过各切入点对明朝社会进行观察，揭示国家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无法固定的原则”无法“补助技术之不及”的现状。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明朝整个的应对机制在万历年的末尾已失去变革的最后机会，在未来既定的发展轨迹上，政府一方面面临内部腐化，另一方面又无能应对外部的发展。岁次丁亥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即使张居正改革失败了，但是我还是庆幸一个变革者的出现，为政治时局的改变做出努力。明朝难以建立法制来治理和协调当前政府和现实的矛盾，他将自己作为二者之间“合理”的中间阶层来进行协调，用个人为主的系派来替代当前廷臣，达到自己的政治愿景。但以个人对抗整个文官利益集团很难成功，容易形成“一言堂”而引发帝国公愤。而他个人言行由于难以做到以身作则，为对头提供了政治攻击的把柄，落到死后遭清算的下场。

万历年间，在明朝复杂的形势下，我个人认为就算是朱翊钧与张居正、申行时、戚继光等朝臣合作，能成功改革文官体制的可能性依旧很低。即使明帝国可能在政治体制的调整下延续汉民族的统治，但却无法应对来自同时代西方文明的入侵。最后中国的发展，在大体上还是重复动荡的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