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涅卡在《强者的温柔》偏重于顺应自然生活的“个人”行为准则。不愤怒、理性、智慧、节制等所有品行都是为了坚守内心的美德，做到“万物不为心动”的境界，从而实现内心的平静。到了这里，人虽然也为国家利益奉献，但已经从城邦中分离出来，关注个人追求。

塞涅卡所说的“幸福的生活就是与自己的本性自然和谐一致的生活”。这种观点不同于古典政治哲学。古典政治哲学认为的“良善的生活”就是正义的生活，即人在城邦中各司其职，学会自我反省。强调人作为城邦公民，对城邦的权利和义务。而塞涅卡认为的“幸福生活”注重个人与外界的关系。认为美德就是顺应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而幸福基于美德。人要顺应自然，英勇地承受外在的一切灾害，运用理性来摆脱恐惧和欲望，实现心灵的和谐安宁和对外物的不动心。在《论贤哲的坚强》中，塞氏认为，“除贤哲以外没有好人”，而贤哲是不可伤害的，不可羞辱的。

好人具备的“德性”如下1.智慧：幸福的生活应该顺应自然，根据自然的规律和模式来塑造自己，这才是真正的智慧。2.节制：好人运用美德控制和支配快乐，再达到贤哲的快乐——宁静而适中、含蓄而内敛。3.忍耐：贤哲认识到死并不是坏的，那么一切其他的伤害和羞辱都只能带来身体和内心疼痛的感觉，贤哲能忍耐命运的艰难，而德行不受伤害。4.宽宏大量：宽宏大量是美德之最。贤哲把来自其他人的羞辱看作是孩子似的滑稽剧，他宽恕他们，并通过惩罚来纠正他们的错误。4.自由：好人超出了快乐与痛苦的奴役，对命运的打压无动于衷，得到心灵的宁静与和善，获得自由的灵魂。5.理性：贤哲倾听自然的指示，依据理性来决定所有情况的价值，拥有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判断，应对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疗伤药，冲击真理，达到自我和谐。以上四种“德行”造就了“好人”，成就了贤哲的不可伤害和不可羞辱。在面对天意的不公时，一个好人选择抗争，他能以一颗平静祥和的心去面对，去忍受命运带走的外在的一切——失败、耻辱、痛苦、骨肉分离和死亡，但他的美德却没有丝毫损坏，内心依然充满着希望和信仰，依旧能为社会共同的利益而奋斗。因为命运只能夺去它馈赠给好人的一切，却不能征服好人，击垮贤哲的美德。

塞涅卡在《论愤怒》论述中，“愤怒”的产生有两个前提：1.认为自己受到了伤害，无论是已经造成的实质伤害，还是他人的伤害意图；2.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事情的结果自己不应当承受或是其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而愤怒并不仅仅只是情绪的冲动，它是有心智支持的，存在着一种意志的认同。有些愤怒是虚假的，因为所发怒的对象既没有伤害人的能力，又没有伤害人的欲望和目的。真正的愤怒应该是“通过抉择而走向复仇的心灵混乱”，它由受到伤害的印象激起，得到意志的认可并支持复仇，由此导致的积极主动的冲动。当然，愤怒是人所独有的情绪，因为愤怒的敌人是理性，它只在有理性的地方产生，而人类与动物的唯一区别在于有无理性。正如善与恶的品性、智慧、反思这些都是人所独有的，动物只具有与这类情感类似的某种冲动。塞涅卡认为“愤怒”是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这是因为发怒的特点本身就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人的自然本性之一是友善互助，人类的生活是出于彼此的爱，是为了互相帮助团结在一起，愿意为了共同的利益奉献自己。然而愤怒却是渴望复仇，渴望毁灭，它要求人们互相破坏，损害别人的利益。自然本性之二是理性，它是强大、持久、顺从的，能应对一切状况，而人的行为应该合乎理性。上述已经提到，愤怒却是理性的敌人，它的特征是任性和狂暴，是放纵不羁且无法控制的。为了顺应这两种自然本性，塞涅卡提出了不同的措施来帮助人们摒弃愤怒。总的来看分两个阶段，1.“产生受伤印象的”——属于人的条件反射阶段，这里需要人加强对自我身体和心灵的忍耐训练，提高应对外界变化的承受能力，不要随意产生“我受到伤害”的感觉；2.在“意志支持”阶段，注重对理想判断的训练和培养，延迟发怒的时间，善于反思和换位思考，理性分析发怒将带来的道德成本和物质代价。“只要不出现我们认为无法忍受、被迫要放弃生命的艰难局面，那就让我们不管在生活中的位置如何，尽力避开愤怒吧。”符合理性判断下的选择，最终会促进人类集体生活的友善互助。用理性来避开发怒，最后实现心灵的平静与安宁。因为，死亡面前一视同仁，有限的生命不要被愤怒所折磨并承受仇恨所带来的巨大负担，用强大的心灵去忍受短暂的不幸，用宝贵的时间去赢得朋友，服务国家，专注于自我高尚理想，使我们的良心得到满足。这是价值有胜于怒者，故怒非我所欲也。

塞涅卡的道德哲学中“良好的德性”以理性、宽容和忍耐为主，同时提到了快乐应该是在美德领导下的有节制的快乐。柏拉图提出的“德性”包括：智慧、勇敢、正义和节制。这里智慧和节制虽然名词一样，但具体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塞涅卡提出的德性是针对个人在处世时，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打击和强权，要宽容和忍耐，坚守自我的美德，达到心灵的宁静并不为外界动心，最后实现顺应自然的个人“幸福生活”。然而，柏拉图的德性学说与城邦密不可分，是依据城邦的德行来类推出个人的德性。并依据德行的特点来对应城邦中的不同阶级。智慧代表统治者，勇敢代表护卫者，节制代表生产者。从希腊到罗马，德性学说的对象从“城邦中的人”转变到了“一般性的人”。究其原因是雅典城邦政体的衰败和罗马时代的到来。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希腊文化东渐并影响了罗马文化，最明显的例子是各家学说中对“理性”的彰显。另一方面，古典哲学所构建的社会框架和思想体系无法适应由罗马疆域快速扩充而产生的民族矛盾和地区矛盾，城邦共和体制逐渐瓦解，原有的公民德性学说无法解释新的社会矛盾，人民精神无所归依。同时，在罗马统治下，犹太人的迁徙带来了基督教文化的西渐，教义中有关“人的平等，现世的赎罪观”为被征服地区的人提供了慰藉。于是各类学派兴起，试图为人民提供新的精神依托。

塞捏卡提出人在世应该做一个“傲然独立的强者”，不屈服于命运的打击，保持美德无损，内心不垮，达到心灵宁静与和谐，实现良善的生活。这种观点强化了个人的强大，忽视了不可避免的的环境因素对人的再塑作用。我赞同内心强大的观点，但坚强的心灵并不是天生的，它的成长离不开后天的教育和经历，环境对人的重造。人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就必然赋予了时代意义。正如发动二战的德国，前期由于作为一战的战败国，民众生活十分艰苦。希特勒振奋人心的政治理论让民众看见了国家再次强盛的希望，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复兴德意志民族的狂热中，最后却偏向了法西斯道路。难道就没有一个人是理智的的吗？当然有，但是，人作为群居动物，受到集体利益以及个人责任和义务的驱使。个人是国家的一员，即分担她的困苦，享受她的荣誉，又承担她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