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读书之前，我一直认为苏格拉底的死是一种民主暴力的体现，正是集体的无知造就了这位伟大哲人的不幸陨逝，这是时代的悲哀。但当我阅读到《回忆苏格拉底》时，我才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不过，至于苏格拉底这时已经认为，对他来说，死比生更为可取，”我才明白死对于这位真正的哲人来说，算不得什么，甚至于是神灵的眷顾，让他去另一个世界追求美好了。而他本人也无意于去精心准备申辩，在他看来自己一生对正义的践行就是最好的辩护，颇有种清者自清的意味。苏格拉底之死，是正义之殇还是自我的成全？

读《云》，更是颠覆了我的观点，阿里斯托芬展现的苏格拉底的形象，似乎在说明雅典公民的控诉并非空穴来风，但这和《申辩篇》《回忆苏格拉底》中展现的形象截然不同。一个是面色苍白，不务正业，受人诡辩，一个是谦虚地对待学问，对待学生的真正的哲学家。那么《云》中苏格拉底代表的形象是什么，我心中仍存有疑惑。他是智者？他传授诡辩的技巧，也研究自然哲学，貌似是；但他却未收取什么学费，在斯瑞西阿德斯主动找上门来后，问清来意便对他进行了传授，如此看来又不是。但他又和那个虔诚信奉神灵、教人节制的形象格格不入。犹豫之下，我决意把他当做在当时背景下，一般人眼中的哲学家的模样——有知识，待在“思想所”，不关心地上（城邦）生活。

纵观《云》本身，我觉得斯瑞西阿德斯最后一把火烧了思想所，嗔怪其教坏了他的儿子，实在是有些无理取闹。故事的开头，就是他自己为了摆脱债务，学习修辞术而主动去找苏格拉底，拜其为师。结果自己能力不足之时，也是他在云神的怂恿之下，逼迫自己的儿子前来学习。值得一提的是，在斐迪庇得斯来到思想所之后，苏格拉底并没有直接扮演引导者、讲授者的角色，而是让其观看了正义的逻辑和歪曲的逻辑辩论后，让其自由选择。结果，正义的逻辑败落，自然而然斐迪庇得斯投身歪曲的逻辑。而在其学成归来之后，斯瑞西阿德斯最初还是欣喜的，满足于儿子“苍白的面色”，口舌的伶俐，真正让他态度转变的是，儿子把学到这一套用在了他身上，用诡辩证明了儿子是可以打父亲甚至于母亲的。他不堪忍受这一切，在怒火中烧下，将一切罪过归于苏格拉底，放火烧了思想所。

反观，苏格拉底在这过程中做了什么？既没有主动去寻求斯瑞西阿得斯去推售自己的诡辩，也没有收学费，但却遭到了被烧死的命运。看似偶然，实则蕴含着普通的雅典公民与哲人的根本分歧。他慕名已久，前去拜师，源于利；怒气冲冲，“背叛师门”，也是源于利。话剧不在描写一个人，而志在一类人。斯瑞西阿德斯身上的功利，则代表了当时一般雅典人的弊病。他们一方面希望获得哲人的知识，并以此去获取更多名利或财富，而非真正做个哲人，向哲人一样过一种节制的生活；另一方面，待他们达到一定目的后，又容易以以前的观点立场去审视哲学，然后把之前的种种抛之脑后，施以报复。

斯瑞西阿得斯在被儿子打后，认识到歪曲的逻辑在教给了儿子免去债务口才的同时，也交给了他抹去自己父亲权威的口才，云神一语成谶，自己迎来了报应，转身又把这反弹给了“他的老师”。《回忆苏格拉底》中也提到过类似的例子。克里提阿斯和阿尔克比阿底斯一开始也是和苏格拉底交游，但在他们的交游期间，他们并不喜欢他们的教师，而是从一开始起，他们就渴想在城邦里居领导地位。显然，他们向苏格拉底学习的目的也不止于“学习”，恐而是为了成为精于言谈和行动的人物。那么在他们达到目的之后呢？当克里提阿斯成了三十僭主之一，和哈利克里斯一道被指定为立法者的时候，他在律法里加入了“不许任何人讲授讲演术”一条，想对苏格拉底加以侮辱。

另一方面，普通雅典公民与哲人的矛盾所带来的，显然不仅仅是哲人的损失，对于他们本身、他们生活的这个城邦而言，至少也不是一件好事。《云》中正义的逻辑如何败落，败落后又带来了什么？辩论首先围绕“正义”展开，有无正义？正义的逻辑认为，有正义，而且天神那里存在；对此，歪曲的逻辑举出宙斯束缚自己的父亲却未受处罚进行反驳，随着引来正义逻辑的谩骂。在这第一回合中，歪曲的逻辑获胜，因为正义的逻辑竟无法就宙斯行“不义之事”进行争辩，只能说些“不要脸的色鬼”诸次之类在我看来气急败坏的言论。然后，两者在云神的推动下就新旧教育进行争辩。正义的逻辑；夸赞旧式的教育，认为旧式的教育给青年人带来了美德；歪曲的逻辑反驳，旧式教育所提倡的那些并不被一些普世认为“英雄”们所遵从，宙斯最勇敢的儿子洗热水澡；荷马让哲人到市场去进行演说；神尚且不能节制；法律家、悲剧家、演说家乃至观众全部成为了“兔崽子”。认识到这一点时，正义的逻辑彻底失败了，自己也投身于歪曲的逻辑一方。在此，我认为苏格拉底是在场的，因为在话剧中他代表的是相较于传统正义下的新式教育的哲学家，一定意义上，歪曲的逻辑代表了他。胜负已分后，当所有人都追捧歪曲的逻辑之时，给城邦带来的是混乱，是城邦价值观混乱之后的再一次坍塌。欠债可以不还，儿子可以打父母亲，传统的正义秩序被颠覆。有的人抛弃之前旧式教育的美德，分不清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秩序。更进一步，就算其中不乏智者，努力探求真正的真理，这对于个人来说或许是幸福，但对于一个发展的城邦来说，相对的意见世界的统一或许要比探寻绝对的真理更重要。

而对于此，我觉得《云》的注释中给出了一定的解释。“苏格拉底和欧里庇得斯要把哲学从天上搬来地下，把悲剧的英雄从高空上降下地来，这无疑是一番很好的用意。但阿里斯托芬心想人间不是天上，天上的哲学不能应用到人间，不能应用到那些不够聪明的开勒丰和那些过于聪明的阿尔客俾阿得斯身上。那要等到‘国王变做了哲学家，或哲学家变做了国王’以后才能够应用”。关于此，我认为话剧中也暗示了这一点，当斯瑞西阿德斯初来思想所之时，他的门徒随口就说出了“宗教的秘密”；而他自己本人也毫不在意该生学习目的是否正当，而将平生所学全盘托出。

如果《云》在一定方面解释了苏格拉底不被雅典公民所容的原因，那么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怒火直接上升至处以死刑？回顾苏格拉底的两次申辩。如果说苏格拉底的第一次申辩还是在针对原告的控诉，积极反驳；那么第二次申辩，在我看来，不能算作申辩，更像是一个态度强硬的人在趾高气昂地谈论着自己的“过失”。先是对自己的票数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表示惊讶，然后诉说着自己对雅典人民、对城邦的关怀与付出，更是谈到对于此等恩情，应该受到的是在国宾馆用餐的回报。随即，论及自己“不曾害人，也决不肯害自己，不承认应当吃亏、堪得受罚”；在一堆“凶的刑罚”中因“过着在职官吏的奴才生活”排除了监禁，因“没有钱以付罚款”排除罚款，因“离乡背井，入复被逐”排除了流放，最后以一种要罚就罚一种“对我没有什么损害”的姿态，选择了30两银子的罚款。当然在这其中，他还反复强调不是自己有错，是公民不理解他。

对于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后仍折服于他伟大思想时代的我，初读此，内心很是焦急。他对于自己死的命运表现地越安然，越无惧，我内心越是难受。他仿佛一开始做题就审错了题，答案很精彩，却不是阅卷人想看到的。一场申辩会，他讲述地很完美，但他讲述地越完美，把自己的清白，众人控告的根源——嫉妒，揭示地越直白，他的结果也显而易见了。这是自我救赎的第二次甚至于是最后一次机会，竟然被这样浪费。有一群想要你低头认错，否则，就会危及你生命的人，在期待着你低下自己高贵的头颅，臣服于他们的“明智”，但你不仅不求饶，还把头仰得高高的，做一副无所谓的、慷慨就义状，甚至自诩“我这样的人是神送给此邦的礼物”，这不是自己不给自己寻条活路么？不过他是全雅典最智慧的人，我想他是知道如何自救的。但他为什么这样做呢？读过一句话，觉得很好，“他的哲学就是他的人生写照，他的人生就是他的哲学注释。”他的一切行为都在践行着自己所坚持的美德。

他坚持正义，正义就是守法。所以他不愿做哭哭啼啼状，也没有厚颜无耻投其所好地讲法官们爱听的话，祈求引起陪审团的同情。在他看来，演出求怜丑剧，做些奇奇怪怪的事，除了声誉受损之外，更重要的是干扰了法官依法判案。法官依照誓言应当秉公审理案件，而如果自己祈求以情动人，换取法外施恩，则是引诱法官违背自己的誓言，使双方都做不虔诚的事，这是不正义之事，这是有违神灵的。也正因他对雅典法律的忠诚，之后坚决回绝了克力同劝说他逃狱的计划。在他看来，无论法律的对与错，都应该遵照法律判处的结果，即便法律本身就是错误，就是不公平的。为了遵守恶法，而放弃生的希望，这是正确的么？本想义愤填膺地谈论一下，这是对犯罪的张目，是一种犯罪，是对狭隘和嫉妒的偏私。但转念一想，或许这是苏格拉底对城邦法律，对城邦未来还心存希冀罢了。

在他看来，智慧、自制、勇敢、正义、友爱等都视为人的美德。他不仅对于美德有着深刻的认识，还致力于实践美德。抛开外在法律的约束，正是他内心的道德约束着自己，使得自己宁愿坚持自己的哲学，也不愿意苟且偷生。在陪审团面前，他仍不愿承认自己有罪，不愿放弃哲学。在苏格拉底看来，所谓的“亵渎城邦的神并引入新神”不过是自己遵从神谕而招致“众人的妒忌和偏见”罢了，不断追寻最智慧的人，到头来才知，智慧难得的就是无知而自知。自己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无知，不断让他们靠近智慧，应该受到嘉奖而非控告。自己服从的是神灵，自己没错，没错就不会认错，即使是可能会为自己换来生命。他在生死的关键时刻，也没有放弃哲学家的尊严，去做那些他认为不配他做的事。“雅典公民们，我敬爱你们但是我要服从神灵胜过服从你们，只要我还有口气还能动弹，我决不会放弃哲学，决不停止对你们劝告，停止给我遇到的你们任何人指出真理”。

另外，《斐多篇》和《回忆苏格拉底》都还谈到了苏格拉底对于死亡如此安然的另一个原因，即对灵魂与肉身的观点。在苏格拉底看来，我们有这个肉体的时候，灵魂和这一堆恶劣的东西搀和一起， 我们的要求是永远得不到的。 因为这个肉体，我们会产生没完没了的烦恼，阻碍我们寻求真理。所以，在他看来，灵魂和肉体结合的时候， 灵魂不能求得纯粹的知识；寻求智慧，要等死了才可能得到，人死了，灵魂不带着肉体了，灵魂才是单纯的灵魂。因此，对于一辈子真正追求哲学的人，临死自然是轻松愉快的，而且深信死后会在另一个世界上得到最大的幸福。他一生一心追求知识；他的灵魂不用装饰，只由自身修炼，就点缀着自制、公正、勇敢、自由、真实等种种美德。为此，他自然可以毫无畏惧、 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我觉得他是快乐的。而且我想，他即使是到亡灵居住的那边去， 一路上也会有天神呵护；假如那种地方也有谁会觉得好，那么他到了那里，他的境遇一定是好的。

而且，他认为自己能够在适当的年龄死去，而且还是用最容易的方法，使朋友最少感受痛苦、使死者最多被怀念的方式来结束生命，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他认为自己到目前为止，活得很幸福而且不必忍受以后年纪大的痛苦。“因我认为，生活得最好的人是那些最好地努力研究如何能生活得最好的人；最幸福的人是那些最意识到自己是在越过越好的人。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自己的情况正是这样，当我和别人在一起并把自己和别人比较的时候，对于我自己我也一直是这样看法；不仅我自己是这样，我的朋友们对我也一直抱有这样的看法，这并不是由于他们爱我（因为那些爱别人的人对于他们所爱的人是会有这样看法的），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常和我在一起，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很好的人。但如果我活得更长久一些，很可能我就不得不忍受老年的痛苦，目力减退哪，听觉不灵哪，思想迟钝哪，学习越来越缓慢哪，记忆力越来越衰退哪，以致那些我曾经比别人强的事情，反倒变得不如别人了。如果我不感觉到这些，生活就毫无价值，如果我感觉到的话，生活岂不就必然越来越坏而且越来越不幸了吗？”我不得不佩服苏格拉底作为一个真正哲学家，有着对生死超出俗世的旷达，能在临死之前想至此，并尽量宽慰身边的人，实属难得。

饮鸩而死，他真的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惟有神知道”我们都不是神，但几千年过后，我们都知道了这个结果。平庸的雅典人们为了自己的妒火，为了让他臣服于自认为的公正民主，做出了一个令自己后悔的决定。在这整个过程中，苏格拉底的政治原则始终不变：他要当一个好公民。我想当雅典人们在这之后不久，就会对自己赞许的民主制展开反思，“公意永远是公正的，但不能由此推论说，人民的考虑也永远有着同样的正确性”。

他恪守理性，顺从心灵的良知，引进新知识与新道德标准, 无疑是向旧势力宣战，他的悲剧也就此埋下了；但正是他对自己哲学的坚持，又把这种悲剧延续了下去，迎来了死亡。但他那正视死亡的坦然与幸福，又让我不得不怀疑悲剧或许只是我们的，社会的，而不是他个人的。就他而言，死亡是幸福的，他把死亡的行为升华到审美的境界，悲剧只是我们赋予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