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口塘村的华伯伯曾经在鸡毛换糖的路上跋涉了两年，走在他前面的是他的父亲。父亲用货郎担籴米粜货，在义乌纵横散布的村庄乡镇里辗转，用拨浪鼓和粗简的糖饼向每一户的人家交换可以养家的一分一厘。
有一天父亲把这副货郎担架在他肩上的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已经负在肩上，不知何时卸下，不知何时归来。
父亲细声慢气地告诉他走进人家的村子里如何与各色人等周旋，如何拿捏力度晃响拨浪鼓吆喝——不该让人恼了但需得把自己吆喝出去。说到要翻过的几条山路时十分艰难，老敲糖人不得不拿出图纸，用结着厚茧的指肚给儿子比划那几条自己走了半生的敲糖路。把这一切都说完了，父亲又从担子里拣出一张火车票。终点站不是义乌，父亲特地多买了一站路，义乌就成了过路站，检票员检票时不会撕掉票根，这张票就这样被保留使用了五年。那时候的火车票没有日期，也许是生活给这些苦行者的通行证。
“撑起货郎担，担子离地不过三寸高。”华伯伯回忆着自己就这么蹒跚地迈出了家门。走到车站的时候，他的目光扫过匆忙的人群，从此他的生活会在这里无数次地重新开始。火车上他谨慎而拘谨地把货郎担卸在角落，并不敢去占据一个座位，他和自己谋生的担子蜷缩在一起，惶恐地期待每一站的停靠。检票员过来了三四趟，有时候只是经过，他也会下意识地用汗湿的手攥紧过期的车票，笨拙地尽力摆出波澜不惊的表情。
父亲的线路要走七天，他的线路要走八天。若是想在敲糖路上碰头一次，需要他一天赶上两天的路程。刚离家的孩子实在思念亲人，咬牙闷头硬是靠着脚力追上了时间。和父亲坐在一起，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路上的一切，攥着火车票时的惊恐、头回开张时的羞赧、地头蛇老油条的欺侮……林林总总，一个刚刚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挑起货郎担的自豪、苦楚、委屈太复杂了。父亲只是笑，一样样地告诉他如何去化解。不知道在这山谷河川之间有多少这样的父子交接着生活的经验，的他们的谈话若是记录下来，一定是义乌近代城乡变迁的珍贵史料。可惜这儿只有凄厉的山风，话出口就飘散了。
头一次在外面过年，他走到车站看着回家的车一辆一辆地开走，他只消一抬腿就能迈上车，可是过年这十天，生意最好货路最广，他迈不出这窝囊的一步。在委屈和矛盾的清泪里看着最后末班车开走，他默不作声地收拾好货郎担，消失在温暖的万家灯火里。晚上他躲在山间的歇脚处，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车站，一个个面影，一辆辆绝尘而去的班车。千年故土上回响着自己年年月月的脚步声，这些义乌敲糖人是义乌农村神经系统里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在山川大海之间把这些乡俗民情活络起来。
那张一直沿用的火车票还是被查了出来，已经被手汗浸得发黑。华伯伯无奈而释然地笑着：“当然罚了好多钱，回家大哭一顿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