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全球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难征程，我们惊奇地发现，数百年前明清时期的温病医家们，早已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学智慧与经验。中医学院“吴中杏仁调研团”推出“对话先贤，明医知药”系列推送，旨在从明清温病医家的智慧中，看到传统医学跨越时空的价值。今日我们一起走进五位温病医家的生平，感受每位医家背后的大医故事。

吴有性：不拘于古，创立新说

吴有性(1582～1652)，字又可，号淡斋，汉族，江苏吴县东山人，生活在明末清初之际，是“温疫学派”的创始人。他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有《温疫论》一书，开成了一套温热病的辨证论证方案。著有《瘟疫论》一书。

吴有性最先在《温疫论》中提出邪伏膜原之说，曰:“邪自口鼻而入，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内经所谓横连募原是也。”他认为病在膜原是一些温病初起时的病理阶段，膜原一为半表半里之所，内近三焦，邪入膜原易致三焦气化失司，湿浊积聚，日久而生郁热；二是胃肠受病，酿生湿热之邪，可致三焦不利，形成湿热困阻膜原。当归、甘草、生姜、白芍、大黄为吴有性治疗疫病使用频次最高的前5味药物。当归-白芍、甘草-陈皮、白芍-甘草-当归、白芍-生姜-当归、厚朴-槟榔为吴有性治疗疫病使用频次最高的前5组药物组合。此外，《温疫论》首次提出了温疫的辨证方法，指出伤寒虽不传染于人，但时疫能传染，两者在传染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在病程的某些阶段中均可能影响到胃，从而在治疗上呈现出一定的共通性，即用承气汤类来治疗。吴有性所著《瘟疫论》，作为我国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给后世的贡献和影响是巨大的。直至今天，我国中医应用吴又可温病学说的理、法、方、药，治疗一些传染病，如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感冒、麻疹、猩红热、痢疾等，仍十分有效。

叶桂：温病先贤，大医济世

叶桂(1666～1745)，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江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是清代著名医学家，四大温病学家之一。著有《温热论》一书。

叶桂精通温热病治疗，温病临证经验丰富，对温病的传染途径、发病部位和临床辨证论治，均有独到的见解。首先，叶桂将温病病因归纳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其次，在疾病传变，他精准提出“卫之后方言气，营之后方言血”,即提出温病由浅至深的四个层次：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辨证论治纲领,着重强调了温病以卫气营血为传变规律与伤寒六经传变的不同。除此之外，他还提出“伤寒多有变证，温热虽久，在一经不移”，说明无论性质如何的温病，自始至终不离热，温热性质初为表热，极期为里热，后期多虚热湿热性质留恋中焦气分，变化很少，与伤寒明显不同。杏仁、甘草、茯苓、滑石、连翘为叶桂治疗疫病使用频次最高的前5味药物。杏仁-滑石、厚朴-陈皮、生地黄-玄参、连翘-玄参、石菖蒲-玄参为叶桂治疗疫病使用频次最高的前5组药物组合。在治法方面，叶桂用药则不拘于传统，创新性地提出一系列的温病特色治疗大法，包括透法、泄法、祛湿法、治血法、养阴法等，且非常重视体质辨证，时至如今对现代的疾病治疗有较大的启示意义。

薛雪：温病才子，大医情怀

薛雪(1681～1770)，字生白，自号一瓢，又号槐云道人、磨剑道人、牧牛老朽。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与叶桂同时而齐名。著有《湿热论》一书。

薛雪《湿热论》中对湿瘟的相关论述,对防治因湿热所致的流行性疾病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主要的学术思想特点有:论湿热重脾胃、三焦辨湿热、重视舌诊、重视保护津液。薛雪在治疗湿热病的总体思路是在顾护阳气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以脾胃为中心，提出正局、变局的概念作为湿热病治疗的总纲领，并且重视湿热邪气易于凝滞气机，瘀痹气血的基本特点，采用灵活多变的药物配伍以开散湿热，通畅气血。甘草、滑石、石菖蒲、半夏、草果为薛雪治疗疫病使用频次最高的前5味药物。甘草-半夏、苍术-藿香、石菖蒲-草果、甘草-草果、滑石-半夏-甘草为薛雪治疗疫病使用频次最高的前5组药物组合。薛雪对湿热的轻重关系把握相当严谨，在症状表现上有在卫分证阶段或气分证阶段的湿热轻重主次之分，在使用药物上也对湿热轻重用药有细致阐述。从薛雪“主客浑受”的想法来思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的治疗，该病属于中医疫病范畴，而中药在新冠肺炎轻型和普通型的治疗中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薛生白《湿热病篇》中某些温病重症阶段之主客浑受的病机和治法，则为新冠肺炎重症的治疗提供了可借鉴思路。

吴瑭：师古不泥，随法选方

吴瑭(1758～1836)，字鞠通，江苏省淮安市人，中医温病学家。尤其对于温热性疾病的治疗，他的理论以及留下的诸多方剂完善了中医的基本治法。著有《温病条辨》一书。

吴瑭作为一代温病大家，在《温病条辨》中还阐述了对于小儿痘证的认识。此外，吴瑭也十分重视五运六气的变化，用以阐释疫痘伏温的发病，倡导为医者当先明医理的重要性。吴瑭治学严谨，勇于批判前人之过，师古不泥，因证立法，随法选方，不偏不倚。这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高尚的医德医风都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借鉴吴瑭《温病条例》中部分方剂的思想成功治愈部分患者，对新冠肺炎早期或轻症患者，治以辛凉解表，方用银翘散加减；新冠肺炎重型，治以分消走泄，方用杏仁滑石汤加减；新冠肺炎后期或核酸检测复阳患者，治以解毒透络，方用青蒿鳖甲汤合升降散加减，为抗疫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士雄：借古通今，承前启后

王士雄（1808～1868），字孟英，号梦隐，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其毕生致力于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对温病学说的发展作出了承前启后的贡献，尤其对霍乱的辨证和治疗有独到的见解。重视环境卫生，对预防疫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

王士雄首先提出阴阳毒为疫邪犯于阴分、阳分的观点，即“阳毒者，疫邪犯于阳分也；阴毒者，疫邪入于阴分也”。他补充了张仲景疫病理论体系缺失的燥热之疫，创新性地提出阴阳毒、百合病、狐惑病在疫病中的新认识，重视以脾胃为主、逐秽解毒法的临床应用，强调清瘟败毒饮在疫病中的应用。他提出并总结疫病的病因病机及传变规律，提出疫病的病因为五邪夹杂三焦及清浊邪之分，总结了疫病传变规律、治则治法、预后。同时，王士雄提出的“暑多兼湿”之说更符合临床实际，暑易挟湿，而非必挟湿，基本上澄清了暑与湿之间的关系，这对后世医家学说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甘草、半夏、人参、生姜、茯苓为王士雄治疗疫病使用频次最高的前5味药物。甘草-半夏、甘草-人参、甘草-茯苓、甘草-大枣、甘草-白术为王士雄治疗疫病使用频次最高的前5组药物组合。王士雄生活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他对当时西方医学持开明态度，不抱门户之见，有分析地吸取，并据理批评了尊经崇古、拒绝接受西说的守旧思想。这对于身处21世纪的我们，也是依旧应该牢记于心的道理，对于各种流派、地区的医学思想，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勤学好问，善于吸取新知。

对话先贤，明医知药。我们从先贤那里汲取营养，将古老的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无论是在疾病预防、治疗，还是康复养生领域，中医药都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潜力。这场与先贤的对话永无止境。让我们怀揣着敬畏之心，深入研读经典，领悟中医精髓，传承先辈们的智慧与精神，为中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古老的中医药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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