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读这本书之前，习惯性地询问了一些同学的感受，得到的评论大都为无趣、无聊；认为似有种《政治学》珠玉在前的感觉，相较之下《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读》有点黯然失色。我自己本身对于基督教没有什么了解，但对于中世纪却有种固有的偏见，认为其时期的学说左右不过是落后的、蛊惑人心的。带着这种预设性观点，我开始了这次的读书之旅。或许是我个人思想实在是浅薄，我读完之后，竟有一种惊喜之感，我似乎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希望曙光。在学习伊壁鸠鲁、斯多葛学派时，我内心有些失落，人们和政治的关系在一点点淡去，逐渐转移到关注人性的发展；而在这本书中，我重新看到了对人政治性的强调，对于人参加政治生活的鼓励，国家不再是奥古斯丁所提及的“必要的恶”，而是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类似的，国家是存在正义的。即使这一切都笼罩在上帝的旨意下，所述种种也是为宗教服务，但其中的思想（精神自由、有限君主等）也足以让我欢喜。再者，一个时代的伟大思想总不会避开两个方面：对这个时代重要问题的回应；与思想史上永恒命题的对话。在面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重新传播，人们对于自身工作怀有普遍热情等危机之时，阿奎那从各个方面将亚氏的许多主张予以宗教化，解决了所谓“知识和信仰”的矛盾，使之成为中世纪思想史上无法忽略的一页。诚然，我不否认对于当时被压迫在底层的人民，阿奎那的工作是在世俗统治的枷锁上，又加上了一副精神统治的枷锁；但我仍无法完全抹杀阿奎那或多或少流露出的悲悯之心。

阿奎那继承了亚氏的国家产生的观念，从人性出发论述，不同的是，阿奎那在此特别强调了人的社会性，人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人是社会动物，所以他才是政治动物。从社会性出发，基于物质和精神层面的需求，人自然地需要和同类在一起生活，从家庭到村纺到城邦。在城邦这个层面，人们才可以达到对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由此，国家“自然”产生了。不同的是，在亚氏的学说中，只有在城邦这个至善团体的层面，人们才可以达到对至善的追求（过一种德行的生活），而在这位中世纪神学家的观点中，在城邦这个层面还是不够的，人们只能达到一种次要的目的，而想要实现真正的最后的善（过一种德行的生活，享受上帝的快乐），必须在宗教领域中依靠上帝的恩赐，但同时也承认城邦中次要目的实现也是有价值的，是实现至善的途径。再回到刚才的主题，人们此时过着一种群居生活，而这又暗示着政治制度的自然孵化。

何为政治？治理众人之事。在社会中必须存在某种治理的原则去调节人们之间私人利益的矛盾以及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矛盾，由此，政治制度产生。加之，人是政治人，如果要达到自己适当的目的以及人生与德行的最高形式，他就必须参加政治生活，锻炼政治道德。阿奎那认为，作为一个天然的社会和政治的动物，在人身上有一个三重性的秩序。第一种是由理性的统治所产生的秩序；第二种是从我们的一切行动和经验同那应当在各方面成为我们的指导原则的神法准则相比较时出现的；第三种存在的政治秩序，以规定人对其必须与之共同生活的同伴们的行为。

既然已知必须存在一种政治制度对人们的共同生活进行治理，即社会中必然存在着某种居于控制地位的要素，那么应当选择何种正义的统治？阿奎那的政体分类思想与亚氏基本无出入，不同的是阿奎那基于以下理由所认可的政体是君主制，而亚氏是混合政体。首先从目的出发。一个社会的幸福和繁荣在于保全它的团结一致，而任何社会的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和平，由一人统治容易达到这一目的。他认为，“其自身具有一致性的事物本来就比那些多样性的事物更容易产生一致性……因此，由一个人统治的政府比由多数人统治的政府更容易成功。”其次利用“法自然的思想”，认为君主制最合乎自然的原则和本性。其指出，君主制是最接近于自然过程的政体形式，而自然永远是以最完善的方式运行的。最后阿奎那认为，如果有一个人比其余的人聪明和正直，那就不应当不让这种天赋为其余的人发挥作用。即阿奎那认为良好的政治制度应该由最为优秀的人担当统治者。而君主政体的采用正好可以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让拥有良好德行的人去指导支配其他人。

我认为在古典政治哲学看来，人生最大的善就是参与政治生活，在城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干好本职工作，更多强调一种“义务”或“责任”；统治者、护卫者、手工业者各司其职，保持自己灵魂内部的和谐，这些是凭借人们自身的理性可以做到的。而在基督教神学下，人们追求的善或至善是死后上天堂，享受上帝的快乐，而在此之前追求的是尘世的幸福，所以人们不仅要遵从王权，还要遵从教权，虔诚信教。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人们有两件事是必要的，行不逾矩和保持自己具备德行所必需的物质利益的充裕。而这仅凭人们的德性是无法得到的，需要上帝的恩赐。

好人在很多时候得不到好报，而坏人也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遭到恶报，这似乎在现今社会成为一个共识，做一位好人的成本太大，让人望而却步。想起有一年春晚的扶不扶小品，一位开大奔的年轻人在扶完老人后变成一位骑自行车的人。而这如何解决？《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认为不幸对于正义的人来说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后都是好事，他们追求的是永恒不变的灵魂，而正义本身是有益于灵魂的；而不正义者他们追求的是他们认为能带来快乐的尘世俗物，他们虽然刚开始时可以获得荣誉等，但终究会被捉住，他们的老年生活将过得非常凄惨；这一差别在死后表现得尤为明显，正义的人会上天得到享受，而不正义的人则会受到数十倍的惩罚。而在基督教神学中，强调人生来是有罪的，现实就是痛苦的，无论好运还是厄运，人们都应当坦然接受，虔诚信奉基督，以期洗清自己的罪恶，求得死后进入天堂。总之，基督教告诉人们的是要信教，要忍耐现实的不公。

在许多神学思想家开始担心，亚氏的自然政治观不仅有可能导致中世纪神权政治意识形态的瓦解，而且还会直接威胁到教会和教皇的神圣地位时，阿奎那调节了宗教权力与政治权力、知识与信仰、神圣与理性、神性与人性之间的矛盾，采用了一种妥协或灵活的方式回应了时代的主题。其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基督教神学结合起来，构建了一个卷帙浩繁的经院哲学理论体系，表达了人们在追求至善的路途中需要依靠德性和上帝的指导。而在这其中，又有意无意透露出精神自由、有限君主等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