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凡·伊里奇之死》是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晚年所创作的一部中篇小说，列夫·托尔斯泰这位“不需要诺奖，反而是诺奖需要他”的天才作家，于他的笔下，创作了无数一流的作品，这位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在他的作品中呈现出了一幅幅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他对社会上的撒谎与虚伪提出了非常有力的、直接的反抗，他无情地批判资本主义的剥削，是一个极为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顾名思义，该小说也具有极大的现实讽刺意味。

托尔斯泰认为：“艺术是一架显微镜，艺术家用它来对准自己的灵魂的秘密，并且把这些人所共有的秘密展示给人们。”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就是如此，托尔斯泰把他的小说当作一件艺术品，以他敏锐的、精准的感知力把人性的虚伪、人类的谎言以及虚荣心描写得惊心动魄、极为得精彩。

小说采用的是倒叙的结构，一开始便交代了伊凡·伊里奇的死讯；一办公室的人都从一张报纸上得知了他的死讯，那还是一张刚从印刷厂出来、墨迹未干的报纸，但办公室里的各位先生首先想到的是可能发生在自己或熟人身上的人事变动和变迁，而没为听到此消息而感到一丝丝沉痛，反而在听到这一消息的所有人心中有沾沾自喜的感觉：“还好，他死了，但是我还活着！”这是多么得令人唏嘘，但这又是多么得真实，这就是办公室那一群人的真实想法，托尔斯泰这时只是他们内心的传声筒。

在伊凡·伊里奇的葬礼中，他的妻子普拉斯柯菲亚·费多罗夫娜与其好友彼得·伊凡内奇上演了一出精彩之戏，托尔斯泰以其细腻的笔法把这一出戏写得精彩绝伦。其中睡榻里的弹簧这一细节无不引人注意，文中写道：“彼得·伊凡内奇起身去把披肩从桌边解开，睡榻的弹簧从他的体重中解放出来，也弹起来，崩了他一下。孀妇开始自己解披肩，于是彼得·伊凡内奇又坐下来，把睡榻中反叛的弹簧压在身下。但是孀妇没有完全解开，彼得·伊凡内奇再次起身，睡榻也再次反弹，甚至嘎吱嘎吱地响。”细细品味这段文字，弹簧的一压、一弹在这增添了几分戏谑感，作者极为机智地利用弹簧来传达出他们内心的活动；后来“彼得·伊凡内奇欠身鞠躬，尽量控制住睡榻里的弹簧，他一起身，弹簧就立即开始在他的身子下边颤动起来。”因为这时的他注意到了女主人的欲言又止，所以放慢了自己动作，尽量不弄出声响，为的是给自己减少麻烦；作者又利用弹簧放缓了原本紧张的氛围，同时又从这几个细微的小动作中传递出他的内心活动。他们在经过一番“废话”交流过后，终于谈到了重点，她终于把她最关心的问题说了出来：她怎么才能从政府那里拿到抚恤金。作者从彼得·伊凡内奇的发现中写到：“其实她连最微小的细节都已知道，甚至比他自己知道得还多。”原来她是想知道有没有可能额外多领一点，但是彼得·伊凡内奇也没有办法，然后她叹了口气，显然是开始想办法摆脱她的访客了，“显然”二字用的极其精妙，把女主人的内心想法呼之欲出。在这一出戏中，让我领略到了托尔斯泰在心理描写上的卓越的才华，这一个个小细节、一个个虚伪的礼仪、一句句看似体面的话语，更让人可笑的是，彼得·伊凡内奇在摆脱普拉斯柯菲亚·费多罗夫娜之后，立马奔赴下一站，与他们去打桥牌去了，正所谓真实的人性就是如此，当痛苦或者灾难没有真正降临到自己身上时，总有一种置身事外之感，是冷漠又自私的。

在文章的第二章、第三章开始了对伊凡·伊里奇的工作、婚姻的记叙，这为后面伊凡·伊里奇患病期间的矛盾心理埋下伏笔。在第二章一开头就讲到：“伊凡·伊里奇的一生最简单平凡不过，因此也最可怕。”他的可怕之处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步一步地慢慢地生成的。在童年与青年时代，伊凡·伊里奇是一个有激情、有志向以及会自我克制的年轻人，但后来的他，像飞蛾总被灯光吸引一样，从本性上被上层的人们吸引，以至于他曾做过的一些他以前觉得很可怕的事，并且认为做这些事的时候很厌恶自己，但后来他看到这类行为是身居高位的人们干的，而且并不觉得那是错的，他形成了这样的一套思想观念。他一步一步地向上层社会靠拢，一步一步被同化，到后来在工作中还是在婚姻中，他都沿袭他的这套向身居高位看齐的行为做法，以其为标准来生活。在工作中，对权力的意识以及柔化其影响力的能力，成为他任新职位后的主要兴趣和吸引力，他不是想着怎样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价值，而是想着怎样来玩弄权力；同样，在婚姻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外表体面的生活，因为这是公共舆论所要求的，所以他与他的妻子结婚，其中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认识的那些最显赫的人们认为这桩婚事无可挑剔，所以他认为这是一桩很体面的婚事。因为体面，为了体面，而做出在他人看来很合适自己身份的事情，真是为了体面的体面，人心就在此展现无疑，而没有遵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没有静下来听听自己的内心，伊凡·伊里奇和他们一样也是如此得虚伪，总得来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善于伪装自己。

当然，伊凡·伊里奇在工作上没有一帆风顺；他在升职未果后，为了摆脱困窘，只身一人前往彼得堡找工作去了，后动用关系找到了一个五千卢比年薪的职位，更重要的是比他之前的同事要高两级，以至于他对之前的敌人和整个部门的怨气都消失了，他十分得高兴，正所谓一旦获得称心如意的补偿，以前发生的一切不如意的事情都可以一笔勾销。工作既然已经很称心如意了，那该找点其他的事情来让自己忙活忙活、满足满足，后来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房子的装修上面，为的是使得自己家布置得与众不同，但令人讽刺的是：“其实他家的布置和其他小康家庭的布置没什么两样，都想装富，结果相互之间相差无几；有缎子、红木家具、盆栽植物、地毯、古铜器和抛光的铜器——某一阶级的人拥有所有这些东西，为的就是和这个阶级的其他人一样。”人人都想不一样，结果人人都弄成了一样，他为了他的体面，更甚的是一次在装窗帘的时候，亲自上手，后不小心从梯子上以摔下来了，这为后来的生病留下了阴影；待他的家人全部入住他这个费劲心思又亲力亲为装修的房子后，于他看来，他的生活在他认为应该在的轨道上：轻松、舒适、体面。也许其中体面是最重要的，体面了就舒适了。

文中有句话把伊凡·伊里奇在工作上、社交上的乐趣写得极其精辟：“工作的乐趣既是抱负心的满足；社交的乐趣即是虚荣心的满足。”后来他生病了，本来一生都在向着体面生活的伊凡·伊里奇，面对着如此憔悴的样子，他的体面也无法体面了。他再也憋不住了，他哭得像一个孩子一般，他躺在床上，他回想他的童年时代，他的童年那些美好时光，他醒悟到：“以为自己在向上爬，实则在走下坡路。”在最后，他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都完全不对头，只是一个可怕的巨大骗局，其间既隐藏着生，也隐藏着死，他终于醒悟，他终于明白，他一生维护的体面，竟是一张虚伪的大网，为了维护他人眼中的体面，他活得是如此得累，真正的自我早已不在了，这时的他只有遗憾，但也无能为力了！

在托尔斯泰笔下的那个社会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地善于伪装自己，在读完全文后，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假如这些人的人生再来一次，那会怎样？也许多数人还会是原来的样子吧，这与果戈里笔下的《钦差大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果戈里不必再写一遍真的钦差大臣来的时候这些人是怎样表现的，因为假的钦差大臣已经是最好的验证了！他们还是会如此，如此得阿谀奉承。

在小说中，托尔斯泰就是把这样一个虚伪的世界赤裸裸地揭露给人们看，把一个成功混迹于司法系统的法官，他虚伪的一生，他成功与荒谬交织的自我，社会关系和官场之虚伪与复杂，和他面对疾病与死亡时的疑问和反思，都刻画得淋漓尽致，同时在对上流社会的冷漠、自私亦是一种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