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于是翌年一月，他的处女作《我是猫》诞生了。

《我是猫》本不是一本布局严整的小说。不似别的作家大多先有个腹稿，待到整出框架后再描骨添肉，这篇文章一开始便不打算作长篇写。只是机缘巧合，又许是上天垂怜他年已三十八岁却依旧不得志而无所成，这篇短文竟一炮而红。大器晚成的夏目潄石自此受到了极大鼓舞，于是才有了第二篇、第三篇……最终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除此之外，结构松散的另一个原因与夏目漱石的“偶像崇拜”有关。明治时期的作家正冈子规一反传统写法，提出了“写生文”的概念，这与我国唐代的古文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旨在反对辞藻华丽却言之无物的传统写法，追求以文载道，倡导跳脱框架，用符合时代潮流的语言，平易畅达的文风来反映现实生活。夏目漱石作为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其行文必也受其影响，他后来自评本书为“没有题旨，没有结构，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很是有趣。

散文向来是不好读的，故而散文似的小说实则也是不好读的，但若结合潄石生平经历与时代背景来看这篇文章，感触便可更深一个层次了。夏目漱石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倒台，资本主义制度在日本确立了起来。和中国一样，日本的开化不同于欧洲“内生”那般行云流水的自然发展，而是“外发的”，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逼迫下不得不进行的转型。国门一开，外来文化疯涌而入，由于这些外来文化的土壤和根底与日本传统文化截然不同，于是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同时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消融困难问题，而日本政府几近全盘西化的做法更是让日本传统文化愈发“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于是引起了“国民的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的病症。夏目漱石在一九一一年发表的以《现代日本开化》为题的演说对此进行了透彻的阐述，指出了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虚幻理想”与“残酷现实”，“迂腐守旧”与“拜金大潮”交杂激荡的年代，潄石的心中充满了迷茫、彷徨与空虚，让他产生了厌世苦闷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念。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他还说“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他创作的《我是猫》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愤懑。在《我是猫》中，他跳脱出人的眼界，从“猫”这一白纸般自然生灵的视角去看世界，毫不留情地揭露着人世百态的善恶美丑。然而，令人玩味的是，如果仔细对比文章前后语言可以发现，虽然猫的形象自一开始便是立体的，既神通广大，才高识卓，又时而蠢俗，闹出不少笑话，但在与人类的逐渐相处中，它愈发俗气起来，冠冕堂皇假冒圣贤君子之事早已得心应手，不在话下了。

文章用词简实凝练又不失江户文学的幽默风趣，同时引经据典、玩味文字也如信手拈来，不见雕琢之痕。如，用另一种新奇的角度化用“春风拂面”一词——“假如春风总是吹拂这么一张平滑的脸，料想那春风也太清闲了吧”，来描写人物面部的寡淡扁平；又常写出“不论是主人、寒月还是迷亭，都是些太平盛世的逸民。尽管它们像没用的丝瓜随风摇曳，却又装作超然物外的样子，其实他们既有俗念，又有欲念，即使在日常谈笑中，也隐约可见其争胜之意，夺魁之心。进而言之，他们与自己平时所痛骂的俗骨凡胎，原是一丘之貉”，这样真实露骨的嘲讽之词。

尾声处，必得敬谢此版译者于雷先生，他在日本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具有共通性的基础上，巧妙地拿捏住了潄石文辞的精髓，将这篇著作形象、生动、准确地以中文的形式呈献给了读者，符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而又不失原本韵味，实乃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