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在1996年刚出版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反而因为其琐屑的日常化的上海都市生活描写被抨击为怀旧潮流里的媚俗之作。直到2000年《长恨歌》一鸣惊人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它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才被社会所重新认识和挖掘。

与以往历史小说不同的是，《长恨歌》将散文化的笔墨流连集中于弄堂、爱丽丝公寓、平安里之间，在相对封闭和重复的空间内以日常化的生活场景描述取代了激荡迭起的历史宏大叙事，或多或少地规避了长篇小说对历史题材的强烈依附。一直以来，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尤其是长篇小说和历史的关系受到文学界的广泛关注。虽然文学界目前为止还未能对长篇小说做出一个明确且清晰的定义，一般把字数的多少作为划分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主要划分依据。但是对于许多人来说,长篇小说肯定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结构范式,而决不只是字数的简单堆积。这个特殊的结构范式虽然还没有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但是很多人都会潜意识地把历史纳入到这个范式中，仿佛如果一篇长篇小说不写帝王将相，不写建功立业，或者不写革命斗争之类的正当历史，那么这篇小说就一定会沦为纯打发时间的无聊册子，不足以登上文坛的舞台。换言之,只有像“秦皇汉武”之类的英雄人物才有资格成为主角，只有为国为民的深沉情感才有资格成为小说的中心。而那些家长里短的凡夫俗子没有资格进入历史，或者说长篇小说作为鸿篇巨制的大部头，拒绝承载凡夫俗子的鸡毛蒜皮的琐事，而更乐于接受英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精彩传奇。一直以来,这个文学传统的延续始终得到了主导意识形态的支持。

《长恨歌》日常化的、充满生活气息的描写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历史宏大叙事,松动了历史叙述与长篇小说的联盟传统,使得两者之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分离。比如，王安忆在描述国共内战时，并不写国家局势的巨大动荡，而是把笔触放在了绵绵春情的温柔乡——爱丽丝公寓。外面的大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无数人因战争家破人亡，但是王琦瑶的这一方小公寓却是数不尽的温柔甜蜜。在作者笔下，惨烈的战争成为轻描淡写的画外音。即使是对于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王安忆也只是通过国民党高官李主任的“意外坠机”一笔带过。读者不能直接通过作者的文字描写感知到时代形势的变化，只能从字里行间推断出国家政治形势的转变——国民党败退，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在描述文化大革命时，王安忆也并没有浓墨重彩地渲染这场十年浩劫带给人们的深重灾难，而是通过写一向安分守己的程先生被诬陷为特务分子最终喊冤跳楼自杀这件事，来间接地掀开文革残酷的一角。在《长恨歌》中，有关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被巧妙隐去，文字里只剩下平凡的、细琐的个体的命运和情感。作者不是通过战争和革命等沉重主题来体现历史,而是游离出历史叙述的传统框架，借助衣食住行的细微变化来感叹历史巨变。对于三年大饥荒，作者通过连许多体面人物也要在西餐厅排着队一轮一轮等待上座来体现粮食的极度短缺。“不知有多少牛菲利，洋葱猪排，和匿塌鱼倒进了婆婆之口，奶油蛋糕的香味几乎能杀人，至少是叫人丧失道德。抢劫的事件接连发生，事件也不是大事件，抢的都是孩子手中的点心。糕饼店是人们垂涎的地方，一人买，众人看。偷窃的事件也常有发生。”连体面人物都要排队等饭吃，平民百姓的艰难可想而知了！抽象的饥荒人数脱离白纸化作一张张面黄肌瘦、焦灼地等待食物的生动的面孔。1978年前后，作者则以王琦瑶和女儿薇薇烫发和买新衣服作为切入点，表现出改革开放这股春风带给上海的新变化。

作者对主角形象的选择和塑造也颇值思考。作者放弃了宏大历史叙事的史诗性的文学表述，并不描写英雄人物波澜壮阔的人生,而是将笔墨集中于平凡小人物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王琦瑶……她的艳和风情都是轻描淡写的，不足以称后，却是给自家人享用，正合了三小姐这称呼。这三小姐也是少不了的，她是专为对内，后方一般的。是辉煌的外表里面，绝对不逊色的内心。可说她是真正代表大多数的，这大多数虽是默默无闻，却是这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而三小姐则是日常的图景，是我们眼熟心熟的画面，她们的旗袍料看上去都是暖心的。三小姐其实最体现民意……三小姐却与我们的日常起居有关，是使我们想到婚姻、生活、家庭这类概念的人物。” “虽是日常的情景，可因为多，也能堆积一个惊心动魄。”王琦瑶是上海这座风流城市的艳情的最基本元素，她不动声色地为更好的生活不断筹谋努力着，好看却不惊艳，出众却不至于刺眼。“美是凛然的东西，有拒绝的意思，还有打击的意思；好看却是温和的，厚道的，还有一点善解的。”她的好看是接地气的、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她的欢喜与悲哀也是接地气的，有着普遍的、动人心魄的力量，往往勾起读者心底最朴实的感动。王安忆曾经说过,《长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写实的东西。在那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作者塑造一个这样的主角形象，把对上海这座城市历史的全部理解都融进了人物命运的边边角角。王琦瑶的命运，反映了上海这座城市里多少人的生活啊！

进一步来说，《长恨歌》是一个研究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很好的文本。一方面，王安忆通过塑造王琦瑶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用细琐的笔调勾勒出“日常化的历史”，把个人命运置于时代的社会大背景下，将文学和历史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它突破了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以小见大地构造出一部有血有肉的充满生活气息的上海发展史。作者表面上写的是王琦瑶个人的四十年生活，实际上写的是上海的四十年风雨变迁。另一方面，《长恨歌》一反旧历史主义的传统，表现出鲜明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特征。它重视个人体验，选择“王琦瑶”这样金丝雀似的社会边缘人物，以民间视角关注历史记录中那些被传统历史主义者忽略的东西,比如那些好像是插曲的、轶事的、意外的、奇异的、卑下的或者是不可思议的方面,“批评家首先从历史典籍中寻找到某一被人忽略的轶事或看法,然后将这一轶事或看法与待读解的文学文本并置,看它对这部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提供了怎样的新意”。而王安忆曾说：“许多年前,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个故事,写一个当年的上海小姐被今天的一个年轻人杀了……”读者能从王琦瑶的命运走向中看到这件奇闻的女主角的悲剧底色： 20世纪40年代末期，在机缘巧合之下，出身平凡的王琦瑶非常偶然地被选为“上海小姐”，成为国民党高官李主任的情人。在享受短暂的人间浮华后，王琦瑶的富贵生活随着李主任的死亡而一起消失了，只留下一盒金条。“王琦瑶的传说是海上繁华梦的景象，虽然繁华是旧繁华，梦是旧梦，可那余光照耀，也足够半个世纪用的。”也恰恰是这一盒金条，勾起了她女儿同学的男朋友“长脚”的贪心，使得王琦瑶魂归离恨天。王安忆脱离了宏大叙事的传统，站在女性视角展现出上海这个城市历史的另一些文化维面,表现出那些琐碎的叙事所包含的价值。

昔日的帝王和英雄的背影已经远去了,如今的时代不需要英雄，也不需要被代表的传话筒，每个人都有话筒，都有发声的愿望和途径。宏大的历史叙述正在被如潮水般的民间碎语分解,个人命运与平凡人的生活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帝王将相的丰功伟业退出了文本中心，弄堂的细碎流言无孔不入地弥漫笼罩了整个文本的舞台。风云变幻的上海化作旧日的歌声远去了，留下的只有细碎的柴米酱醋茶和王琦瑶坐在炉边取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