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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与悲哀矛盾又共存

时间:2022-03-09 11:05:28 来源: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5班 作者:唐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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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庐隐的作品及《隐去庐山自从容》庐隐传后,深刻感受到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的庐隐,她的作品始终充满着苦闷的悲剧色彩。被厌弃的童年是造成悲剧的首要原因,她的一生命运多舛,以及后来经历的种种爱情也让她更加陷入苦闷之中;五四运动促成了她女性意识的觉醒,然而作为时代的先驱总是孤独和不被理解的,她企图用作品唤醒社会,但面对新旧思想的冲击及找不到出路时的彷徨,加剧了她作品的悲剧意识。她不甘于现状,又无力改变传统,更遥望不到未来,她的创作在觉醒与悲哀的矛盾中诞生,正如她自己所言:“我不了解快乐,我只能领会悲哀。”

一、时代的影响

生于1898年5月4日的庐隐注定与“五四”有着不解之缘,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使庐隐觉醒又彷徨。

“‘五四’那个颠覆封建礼教秩序的时代,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女性’的诞生期,婚姻自主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觉醒的主要标志。”在这样一个强调个性解放,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女性意识觉醒的时代,庐隐作为一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进步新青年,她的女性意识的觉醒自然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她曾坦言:“今后妇女的出路,就是打破藩篱到社会上去,逃出傀儡家庭,去过人类应过的生活。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做人,这就是我唯一的口号。”[1]《一个著作家》中浮尘和沁芬两个原本相爱的青年男女,却因为万恶的金钱丢失了爱情更丢掉了生命,彼时穷人没有追求爱情和幸福的权利:“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无论什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 用男女主人公的死亡来控诉包办婚姻的残忍与不幸。她在觉醒的意识中注入悲哀的情感基调,以悲剧结尾,让她的觉醒之意变得更加有冲击力。

庐隐受到“人生派”新文学思想主义的影响,即反对旧礼教,又反对旧文学,她的作品主要揭露社会黑暗,揭示社会矛盾,茅盾在《论庐隐》[2]中曾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她用苦闷的语气刻画当时黑暗的社会,以期能有更多的人与她产生共鸣,促进大众的觉醒。她的短篇小说《两个小学生》,纯洁善良的国枢和坚生“含着微微的笑容和愉快的眼光”,带着学生无上的尊严和公理,为了教育的前途,低头去与那衣冠禽兽的政府请愿,结果满面鲜血的倒在那“两扇永远不开的门”外,真实地再现了当时政府的残忍与腐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黑暗的社会刺激着庐隐的心,她多渴望中国人能在悲剧中觉醒啊!

二、独特的人生经历

童年、家庭对庐隐的影响定然是最深刻的,不论是她最早的悲苦之情,还是第一次觉醒,都是家庭带给她的。庐隐说“生命在我没有恩惠,只有仇恨。”[3]的确,老天对她是不公平的。而整个畸形的家庭关系里,对她影响最大的是母亲。在小说《海滨故人》[4]里主人公露沙就是庐隐的真实写照:“当幼年时饱受冷刻环境的熏染,养成孤僻倔强的脾气,而她天性又极富于感情,所以她竟是个智情不调和的人。” 由于出生之日恰是外婆离世之时,便被母亲扣上不祥的“帽子”,纵然有三位兄长,她也没能得到任何的疼爱,反而遭到全家人的唾弃。一出生便由奶妈接管,两岁生病后更是由奶妈带回乡下,任由其自生自灭,可以想象一个孤苦无依的婴童没有母亲的照拂和疼爱,是如何的寂寞和无助。即使是在成年后,庐隐对幼时的成长经历依旧难以释怀。在聊及幼时,露沙虽说一概不记得,只借助宗莹的回忆讲述,但缺乏母爱的那段时光早已深深烙印在庐隐的心里,成为她永远不能忘却的痛。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养成了她独立且些许怪癖的性格,让她早早就意识到的独立重要性。成年后她考取学校,虽说有想让母亲刮目相看的成分,但我相信,更多的一定是她女性个体意识觉醒的原因,她知道只有靠自己才不会被抛弃。但生活中,理想时常与现实背道而驰,在多次寻找出路无果后,庐隐只能在觉醒中彷徨,不得不苦闷哀伤。

不幸的童年除了让庐隐的文章中布满了“悲哀”“苦闷”这类词汇之外,还导致了她不愿意遵守世间的道德礼法,而她最明显的叛逆表现在她的三次爱情,两次婚姻里。与林鸿俊的订婚,与其说是爱情,倒不如说是年少时的倔强,是在尝试反抗的后果;与李唯建的姐弟恋,是她妄想不在意世人眼光,冲破桎梏而败的悲剧。第二场与郭孟良的恋爱与婚姻最为惊心动魄,却也让她陷入更大的悲哀之中。在明知郭梦良已婚的情况下,仍然陷入情网,她不顾家人反对,不惧世俗眼光,与郭以“同室名义”成婚,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不幸婚姻之上。即使在今天看来,与有妇之夫的这段恋情也是极为不妥,更何况是在当时的社会。但在庐隐看来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就算对方已有家室也不能阻挡。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定然以悲剧结尾。她觉醒了吗?我依然认为,她在面对爱情时是觉醒的,她不愿遵守旧规而要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无奈的是,找错了路,希望破灭只剩下了悲哀。

三、作品中的具体表现

庐隐的觉醒和悲哀深深刻在了她每一部作品里,她因着时代的影响,作品里离不开对社会的抨击和觉醒意识的呼唤;因着童年深刻的影响,总是以自己为背景原型,借人物抒发自己的情感;又因着自己矛盾的一生,作品中尽是悲哀的色彩和强烈的呐喊。

《海滨故人》从某种意义上讲, 既是五位新女性的悲剧, 也是时代女性的悲剧,更是庐隐自己的悲剧。在众多的新女性人物形象里,主人公露莎最能体现庐隐的对女性主义的思想。她以自己为原型,将自己的经历、性格以及思想情感附加在露莎身上,用这样一个矛盾的形象体现自己对女性问题及对社会的彷徨和迷茫。庐隐主要以自身经历为背景,从露莎为主的女性意识觉醒、“我”要话语权到出路破灭三个层次展开小说情节。庐隐并非是一个传统女性,她丰富且独特的人生经历,加之当时处于思想大解放的“五四”时期,各种因素作用下她觉醒并认识到了男权社会提倡的“男尊女卑”对女性极大的不公平,大胆提出“女人也是人”的观点,最基本的不应该被剥夺任何合法的权利。所以在《海滨故人》里这几个女性可以出外求学、还谈到今后服务社会的理想,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经济权”。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该有的物质公平应该得到,思想上的公平一样不能少。女性意识的觉醒下,庐隐认为社会不应该由男人主导,第二步便是拥有男女平等的话语权。露莎的爱情主张、人生理想等等方面都表现了女性的勇敢与睿智,足以成为不依附于男人、独当一面的完整的人。幻想是不切实际的,这些觉醒后的女性需要寻找一条适合新女性走的路。但社会制度、婚姻家庭是她们出路上的绊脚石。如至小说的结尾处,露沙不知所终,露沙与梓青的爱情也没有结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极少数女性的觉醒是不会有出路的。所以悲哀的情感基调总是萦绕在作品中。

由于心中的极度苦闷,庐隐总是有极强烈的情感需要发泄出来,这种极大的压抑不能借用他人之口,所以她的作品有强烈的主观化表达,表现在她对书信体、日记体的偏爱上。

书信体确实一直为庐隐所偏爱。1922 年发表的《或人的悲哀》这个书信体短篇小说中,女主人公亚侠给她最好的朋友 KY 写了几封信,描述了她与异性之间的浪漫恋爱过程,并表达了她与他们交往过程中关于爱情的内心想法,尽管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同时,亚侠还写了一些其他女性朋友在恋爱中的类似不幸经历。亚侠认为,女性应该通过浪漫的恋爱来享受快乐。然而,最后她自杀了,因为她梦寐以求的爱情其实无法与强大的期望妇女以男性为中心的两性传统关系相抗衡。日记体同书信体一样,也是庐隐最喜欢的文体之一,邵洵美甚至怀疑庐隐是没有一日不写日记的[5]。以日记的主人公的视角进行叙述,推动情节发展,完完全全坦露了主人公的所思所想,长篇小说《归雁》是庐隐的日记体小说的代表,整部小说以日记的形式讲述了纫菁与剑尘的爱情纠葛。文中人物的思想如同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自然而然地以最直接地方式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表现了庐隐对女性生存的理解和提醒女性要树立独立人格的觉醒意识,主观情感强烈充沛,这样直接表情达意的文体,将一个女性在觉醒与悲哀中的矛盾拉扯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文学创作中,庐隐是一位消极的悲观者,作品中尽是悲哀的感情基调;在现实生活中,庐隐又是一位积极的叛逆者,她追求人生的意义,力求社会觉醒,但苦于看不到希望。庐隐的作品对“悲哀”二字毫不避讳,又处处展现她对觉醒意识,她的创作是觉醒与悲哀矛盾又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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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5班唐绫供稿

责任编辑: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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