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讨论“名”与“实”的关系为学术活动，故被称为名家。惠施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历物十事”历来被众多学者考量。本文聚焦“历物十事”中的第四个话题——“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通过剖析现有学者理解中的不足，力图给出“方生方死”的新解以期为社会描绘更灿烂的蓝图。
一、引言
惠施的文献作品大抵已沉溺于历史洪波，所留下的只言片语因只给出了结论而舍去论证过程导致其思想极端晦涩难懂。然，正是这论证过程的隐去才给后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也允许了本文将命题中的“生”与“死”字眼进行位置调换的举措。历代学者，无论海内外，对“方生方死”的注脚无不局限于“方生方死”之本身，虽洞察到了惠施赋予其中的辩证性、统一性哲理思潮，但难免使其带上悲剧色彩。本文力图探寻蕴含于“方生方死”背后的“方死方生”的生命力，实现惠施思想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通过剖析现有学者理解中的不足，新解“方生方死”为社会描绘更灿烂的蓝图。
二、惠施之“方生方死”
惠施的“方生方死”论是“历物十事”中的第四个命题。关于“历物十事”的思想，比较完整的是呈现在《庄子·天下篇》记载当中：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在“历物十事”中，大小、体积、高下、生死、异同等话题均被惠施以相对性、辩证性方式予以论辩，命题涉及时间、空间、地域等相关知识，并延伸到自然界的事物，因此可知惠施“历物十事”之所以称为“历物”的内在肌理，即因“物”为其逻辑链条中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历物”之“历”在1926年梁启超于清华大学讲解《庄子·天下篇》时被此番解释：“历，盖含分析量度之意。历物之意者，谓析数物理之大概。”故而可知，惠施“历物十事”是以客观实在之物为对象，旨在通过对现实世界既存事物的分析来一探其中的原理。
学者干春松、张晓芒在其著作《中国文化常识》中便对惠施的“历物十事”作了系统性的评价：“‘历物十事’的实质内容在于看到了同一事物的正反两方面，从两方面作分析，下结论。”由此可见，惠施“历物十事”中的十大命题均闪耀着整体性与局部性相统一的光芒，既如此，统一命题中的前后方位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弹性，为本文将“生”与“死”进行位置调换提供了相应空间，这一点在后文将进一步论述。
三、学者之“方生方死”
惠施“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命题吸引了海内外学者前去研究，本文将分别列举典型几则海内外学者的研究认识，并对其加以整合分析，从中挖掘当前理解之不足，以破除古人所谓的“‘方生方死’无社会效用”的成见。
（一）国内学者洞见
国内学者对惠施“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的注释从古至今众说纷纭。
成玄英对这一命题的理解为：“犹生死也，生者以死为死，死者以生为死。日既中侧不殊，物亦生死无异也。”此番解释将生化为虚无，认为生即死、死还是死，中侧并无二异。这样的论述勉强算是触碰到惠施思想中相对性的一面，但也只是触及皮毛，因为在成玄英学者的视角下，生死、中睨均画上等号，可等号并不等同于转化，等号存在的同时将其中一方存在的合理性瓦解，因为这一方的所有特质与特性已被另一方囊括在内，很显然，依成玄英学者所言，“生”的可塑性在此化为虚无。因此，这样的说法未免有失妥当。
胡适也曾对这句话作出了更切合的解释：“才见日中，已是日斜；刚是现在，已成过去”。在胡适看来，惠施所言的中睨、生死矛盾是时间分割上的差异，于是在这一命题中加入了时间的前言限制，太阳的“中睨”有“才见”“已是”的时间差，有“刚才”“已成”的先后顺位。这样的认识超越了成玄英简单将“生”划归于“死”的片面性，拆下了成玄英学者安上的等号，而引入时间概念加以解释，让惠施的相对性有更合理的倾向。但是，由于“才是”与“已是”、“刚才”与“已成”之间骤然的间断与分割，导致前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后者在极端时间内就能压前者一头，占领其位；在时间跨度上看，前者在时间尺度上留下的痕迹微乎其微，甚至可说忽略不计，这将导致万事万物无长期性，即赫拉克利特所言“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董子通在《先秦逻辑中“历物十事”的论题研究》一文中同样指出这样的解释存在的不足：“时间的变化确实是运动连续性的一部分，但专注于时间的话则有所偏差，把中放到现在去理解，因为现在始终没有出现，很容易就变成了无中而有睨。”同时必须注意，惠施作为名家，更重在强调的是“名”与“实”的相符，并不只是在强调时间之短，惠施想要挣破的是程式化的语言为人们构建起的假想。因此，胡适所理解的大抵也有失偏颇。
张默生以“譬如吾人生长一日，亦即死去一日也”实现了“方生方死”的通俗化与亲切化。他认为人生活一日，便是向死亡靠近一日，换言之，人“生”的过程便是走向“死”的过程。这样的理解为当下众多学者所接受，很多现当代学者在研究这句话时同样表达出与张默生先生类似的观点：黄克剑先生言“‘物’有‘生’必有‘死’，它的‘生’的开始也是它的‘死’的开始，‘生’历经着一个过程，‘死’也历经着一个过程，而且这是顷刻不离的同一个过程”；董子通在其研究中便指出“‘物方生方死’说的则是，物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了走在死亡的路上”；王艺云在《<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说新释——兼与惠施“方生方死”说比较》一文中也认为“物方生方死”意味着“‘生’是生机的展露，也是生机的耗去，亦即‘死’的进行”。秉持上述类似观点的学者呈主流态势，他们无不承认“方生方死”的理论指向的是生物动态变化的过程，是事物生死相伴无可推脱的宿命，是当一事物展露锋芒、呈现旺盛生机活力状态的同时无法对抗其迈向衰败、迈向死亡的步伐，这是万事万物的生命周期，是无法抗拒的生命旋律。虽然这样的解释为大众认可且符合人们的心理逻辑，也较大程度上指明了惠施的观点，但是，此般富有哲理性的话语抹杀了“生”本身具有的活力，将希望之光披上一层帐幕，悲剧色彩迸发——为何不将这一思想积极化理解呢？这将是后续本文的论述重点。
（二）国外学者见解
海外学者对惠施的“历物十事”同样兴趣盎然，通过直译原文与过度解释的方式对惠施的“物方生方死”命题进行剖析。
葛瑞汉认为：“生命最后的运动是死的开端，所以一物同时生死”。“生”的结果是“死”，“生”不过是“死”的开端，事物在开始“生”的时候就已经按下了“死”的倒计时，故“一物同时生死”。但是葛瑞汉的观点中缺少了一条逻辑链，生命最后的归宿是“死”是否能够直接推导出“生的同时便是死”的结论？葛瑞汉所言中缺少了动态运动的具体展开过程，未免使其解释缺失一环。
马克兰格则言：“太阳在中午的时候，是在落山；有生必有死。”依照马克兰格的说法，太阳位于正午正中央的时候，恰好是迈向夕阳的临界点，由此可以推出，生命在生长的旅途中，恰好是一步步接近死亡的过程。相较于葛瑞汉，马克兰格并不局限于“死亡”这一结果或状态死亡本身，而是强调“由生走向死”的动态过程。这一观点与当下国内学者的观点如出一辙。
除了马克兰格持上述动态死亡观点外，国外许多学者也同样表露其类似解释：李约瑟认为事物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在运动中走向死亡，“死亡即将死亡”或“死亡即将来临”；李权认为“太阳一到中天就倾斜，事物一出现就死亡”，主张万事万物变化不断，故一事物的新生便步入死亡的归途。
这些观点与国内学者的结论同样有悲剧色彩，“生死相随”的主张却只论证“生即是死”，却未能洞见“死”也可以是“生”。单向度的论证不免让惠施“多方，学富五车”的思想指向趋于片面，为其添上的悲剧色彩不失为对惠施的一种成见，是诸子百家时期对惠施“言辞过多而无用”的偏见的延续。
四、“方死方生”何以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得出，国内外学者不论是稍前期对惠施“物方生方死”理解存在逻辑链缺失、简单化其中一方为虚无、割裂时间致使状态稍纵即逝，还是为大众普遍接受的“生的同时就是迈向死亡”的动态运动解释，其出发点均是由生到死、借死解释生，该单一方向消解生之希望，因而难以完满呈现惠施思想的精彩，故，本文提出调换“生”“死”二者之位，“方生方死”不妨“方死方生”。不过，这一位置的调换并非空穴来风，同样也有其落地根据。
（一）时代背景呼唤“方死方生”
惠施处于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群雄并起大乱斗、血雨腥风，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数十年，七雄争霸以一平天下致使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渴求的安定难以实现，内心的空虚只能转向依靠信仰方可填补，死伤惨重的社会现状亟需一个积极乐观的思潮为当时阴暗的社会投射光芒。试想，如果惠施的“方生方死”只是指向“生的同时便是死亡”，那么这给当时的人们带去的将会是多大的一种悲哀？若主流思潮为“正生之时也是正死之时”，那么当时的战乱处境下将会更加人心惶惶，人的信仰反而致使人们走入末路。但如果不仅仅是“方生方死”，而是“方死方生”，那么战国时期的人们将不害怕战乱，不会过度为死于战场的亲人而悲伤，因为他们知道“正死之时也是正生之时”，牺牲的亲人虽死但生。不仅人们的生活有了盼头和念头，而且各国甚至更有可能调动起百姓投入战场的积极性，战死沙场意味着重生，为国而死更在所不辞。
总之，战国时期争霸兼并战频发的时代背景呼唤“方死方生”的解释，不仅个人生命有盼头，更让国之力量更有民力保障。
（二）逻辑弹性内含“方死方生”
惠施善辩，其思想易可辩；若思想欲能辩，则逻辑链条需有弹性可言。干春松、张晓芒在《中国文化常识》中指出，惠施在“历物十事”中运用的辩证思想“反映它们的概念也是相对的、可变的，是互相联系互相转化的。”同时，张慢在《海外学者视域下的惠施逻辑思想》中也就惠施的思想提出如下评述：“将一切事物看作处于变动之中，这是一个充满了辩证的过程。”由此可见，惠施的思想中蕴含着辩论色彩，其本身的可辩性就内含着弹性与可塑性，故“方生方死”论本就具有反向弹性解释的空间，即“方死方生”论本就有生长的空间。另外，辩证法要求全面地看事物，若只是单向度论证“生即死”而忽略“死即生”，实则是辩证法并未完全贯彻落实的表现，反而不是一种完善的辩证逻辑。
总之，惠施运用的辩证法不仅让“方生方死”论有反向弹性的可能，而且在理论的全面理解之上，“方死方生”的论调本就有其存在和被解释而出的正当性，即从辩证的逻辑出发，“方死方生”理应存在于惠施“物方生方死”的内涵范围内。
（三）历物十事闭环“方死方生”
“历物十事”共十事，而惠施所列出的十事之间并不是相互割裂、无所关联的孤立个体，而是一环扣一环、紧密相连的有机整体。正如蔡乐苏在《“连环可解也”解》中指出：“惠施的历物之意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十个命题，而是他关于万物联系的、相对的、统一的思想的完整表达。”由此可知，惠施的“历物十事”相互之间内在联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那么这十事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呢？在王艺云看来，“惠施在他的‘历物之意’中，以‘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的命题来收摄前九个论题”7。也就是说，“天地一体”是横亘于十事之中的中心思想，“方生方死”也不外乎是用于证明“天地一体”的例论之一。故，要想让“方生方死”成功力证天地一体，单靠论证“正生同时正死”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一体融合讲究对立的双方可以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正是事物能够流动的主因，也是事物能互相转化的主因。故，只有将“方生方死”同样解释为“方死方生”，才能够实现“生”与“死”真正地流动与统一，才不会有一方独强的境地，才能够使“历物十事”完满闭环。
五、总结
本文通过分析各学者对“物方生方死”观点解释中共同表现出的不足之处，结合时代背景、辩证逻辑以及“历物十事”本身的统一性旨归提出“方生方死”的新解——方死方生。该理论的提出，不仅能够完善惠施的哲学理论，还能够为现世的人们带去心灵慰藉，启示人们在步入低谷之时正是向上攀登的开始，从而激励人们正视挫败；还能够鼓舞人们正视死亡，视死亡为新生，破除人们因“反正都是死”的理念放弃奋斗的心理，从而激励人们为生命而战斗，为死亡而战斗。如此，新时代的隽美蓝图被擘画，新时代的帆船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