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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为卑微的力量,作无言的见证

时间:2019-05-14 15:33:04 来源:龙新周刊 作者:谢美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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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为卑微的力量,作无言的见证

“青苔很卑微,它有自我修复的品性。青苔也很敏感,它的遭遇、它的生命状况都会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类植物。”

青苔是袁凌文章里经常出现的物象,她甚至还写了一本名为《青苔不会消失》的书籍,她对青苔的喜爱由此可见一斑。袁凌认为,那些被他记下的人物,他们便像青苔一般,虽卑微,却又在角落兀自生长,即使无人问津。

靠失败感支撑的日子

1973年,袁凌出生在陕西,再小一点,他出生在一个绕不开“贫困”“煤矿”“死亡”这些字眼的县城里。小时候的袁凌,被大山和饥饿包围,他用眼睛记录着身边的故事。后来,袁凌乘上了“非虚构写作”的船,把看过的、经历过的苦难转化成文字。现在,他成为了现在的袁凌。

袁凌似乎生来就是属于写作的,他自己也说:“我小时候就是作文比较好吧,初中的时候就开始隐隐约约地有这个想法了。”高中毕业,他带着对文学的热忱报考了西北大学中文系。高中开始有写作的自觉,大学一直写,毕业后也一直写,慢慢地,袁凌也在写作上有了自己的风格。

“真实”是袁凌一贯秉持的原则,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保留这些真材实料,也能够让人有回味的余地。”对于外界的评价,袁凌不会全盘接受,但是也不会完全抗拒,他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忠实于自己,而不是别人的反馈。袁凌表示希望自己能够一直这样,慢慢探索着往前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非虚构写作”的概念,所以袁凌写出来的东西无法准确地分类,这也导致袁凌在写作的黑暗中捱了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里,他不断地被出版社拒绝,他几乎没有机会发表任何东西。那时候袁凌很好奇,写作能把他的人生影响到什么程度?

“这些失败是我应该接受的,我可以接受作品不被发表,可以接受没有幸福的人生,但是写作还是要继续做,因为我也做不好其他的事情。”回忆是如何度过那段日子,袁凌说是靠失败感撑着,“如果寄托的是胜利感或者是希望,我觉得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袁凌笔下的人物也是靠失败感来支撑的,袁凌表示,他们人生是不美好的,他们也不配拥有更好的人生,他们只能接受自己的有限状态,才能继续生活下去。

一直到后来,“非虚构写作”横空出世,袁凌的作品才被装进了这个篮子,他也成为了“非虚构作家袁凌”。《我的九十九死亡》于2002年完成初稿,出版的日子是十二年之后。袁凌说:“如果没有这个篮子,我写的东西好像也不知道怎么装,长期就只能搁在抽屉里。”

可是在袁凌看来,“非虚构写作”并不仅仅是一种体裁,它本质上是一种交流对话。“‘非虚构’就是一种精神,它的本质就是真实,它应该贯彻到每一种文学体裁的写作之中。”“非虚构”也要贯穿到“虚构”中,所以袁凌也写《我们的命就是这么土》,也写《世界》,也写这些基于现实却又是虚构的小说,袁凌把“非虚构”视为一种真实故事。袁凌称:“我写的东西说是新闻还是有一点勉强,因为它并不新,只是说在眼下它并没有完全失去意义,它还是一种现实。”

遵循记者的原则

在袁凌看来,写作是他的本分,也是他永恒的欲望,但是他不想做一个签约作家,他在体制之外,所以他需要记者这个职业来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写作。

1999年袁凌从复旦大学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重庆晚报》,袁凌问:“你们那里是不是有很多农村?”我们这里是大城市,大农村”,所以他就去重庆做了记者,一做就是四年,那些日子他也看到了重庆多阶层互相叠压、复杂交织的社会形态。做记者让袁凌接触到社会,并保持写作和语言的敏感。

袁凌在重庆入行,记者的一些基本要求、做法他都是在那里培养起来的。袁凌表示:“你既然在做记者,那你就应该要对记者这个身份负责。既然你在写一篇稿子,你就应该有对这篇稿子负责的专业感。”

在袁凌的调查记者生涯中,苦难和死亡出现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我觉得这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降临到你身上,你就得接受。”沉重的话题是人们不愿面对的,当有人质疑“袁凌只是拿别人的痛苦来消费”时,袁凌称推动他继续写作的是他的负罪感,他把自己视作“被选中的罪人”。在袁凌看来,生死是个大课题,但又很接近,很熟悉,因为他的童年是在封闭落后的村庄里度过的,习惯了见证死亡,他消化苦难的能力也就变得很强。

袁凌自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认为中国有一个庞大的群体需要被关注。不过,袁凌并不把他们视为弱者,他说:“我们应该有一种超越自己局限的关心,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平等地去理解一些在我们舒适圈之外的人和事。”而能不能真正帮助到一些人,甚至改变一些现状,袁凌表示那是更长远的影响,不是记录时考虑的事。

凭着这样的信念,2003年非典横行,人心惶惶,袁凌在《新京报》写了《北京SARS后骨坏死患者不完全调查》的调查报道,“一战成名”,现任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认为这篇报道“给《新京报》调查报道立了范儿”。在这之后,他还做了《吕日周再调查》《十问三峡》《汶川:重建的隐忧》《渠县官方奴工基地黑幕》等有影响力的调查报道。

青苔没有趋光性

在袁凌的成长记忆里,老屋墙角、石头缝里都能看到青苔的存在。但是进入光鲜亮丽的大城市里,反而寻不见它的踪影了。通常植物和人都具有趋光性,但青苔没有,袁凌也没有。

到《新京报》做调查记者的时候,袁凌已经30岁了,而在成为中国第一批优秀的非虚构写作者之前,袁凌就已经做过《新京报》北京新闻部副主编、新浪网新闻中心副总监、《凤凰周刊》的主笔……这些身份都足以让他过得体面。但是他不想做“那些涌入都市后大谈厌恶都市又离不开都市、热爱乡村又逃避乡村的知识分子”。

袁凌始终带着一种对底层和故乡的负疚感,所以他习惯于去没有光的地方凝视苦难,“没有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之前它就是欠的,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你才算是不欠了。”从一线记者到管理层,袁凌几度不想待在城市,他回乡的欲望变得强烈,但是回乡之路并不好走,待在家乡,他就失去了经济来源。袁凌被村里人的议论声包裹,“你一个大学生待在这里干什么”“你肯定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这大学生是假的吧”……就这样,他几度选择回乡,又几度被各种因素逼回城市。

在城市与乡村的拉扯中,袁凌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特稿,但他始终忠于一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正是源于对生活的体验,需要对人性和成长有一些切实的关注。袁凌关注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或者说社会边缘的人,他们是一群卑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品性的人,在袁凌眼中,他们就像青苔,而这些人中,也包括他的外婆和母亲。看到家乡被水电站截断的小河,袁凌写《小河淌水》;走访了内蒙、新疆、贵州、四川、广西等十余个偏远省份的近百位受救助孩子,袁凌写《寂静的孩子·河西走廊的月光》。

“我一直都没有摆脱过危机感,这都是文学带来的。”袁凌云淡风轻地说,“这几年我也没再做记者的工作了。”直到现在,袁凌也还是会遇到文学的瓶颈或者说生活的瓶颈,毕竟现在仅仅依靠写作来养活自己依然是不容易的事,他住在北京五环的一栋老楼里,但是他也从来没想过要放弃。“我觉得文学对生活肯定会有妥协的时候,但是妥协到什么程度又是一回事了,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严肃性文学。从开始到现在,我的想法也没有也别打的变化。”

袁凌依然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有时候在街上看到一小群人聚在一起,他也会凑一下热闹。他会去微博围观社会的舆论场,他依然想一直保持对时代的敏感,看世间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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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科技大学龙新通讯社·谢美浴供稿

责任编辑:高永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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