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现实存在的政治变动为基础，来研究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这本书在提出三匹民主化浪潮之后，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即政治秩序与民主并不一定相互依存、甚至可能为相左的目的的运作。进一步的问题随之产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是否在以发达国家民主化发展的借鉴中，真的达到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呢？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又是什么？发展中国家重复出现普力夺政体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书中提出了三组关系公式，并以此来构建全书的逻辑分析框架：

1. 社会动员÷经济发展=社会颓丧

2. 社会颓丧÷流动机会=政治参与

3. 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

现代化国家中政治秩序的变化以上诉四者的关系为核心，“流动机制的缺乏和政治制度化程度的地下导致了社会颓丧和政治动乱二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亨廷顿提出了“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的新观点。他认为现代化滋生了暴力、社会动员、经济发展下的动乱以及不平等。现代化使所有的传统社会变成了过渡性社会和现代化中的社会，促使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美国的“经济支援”，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水平脱轨，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加速现代化”——在几十年完成发达国家一两百年的发展历程。“现代性带来稳定，现代化引起动乱。”在社会各方面经济、政治匹配系统缺失的情况下，教育的普及加剧了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加剧了的社会怨愤，社会中政治、经济的不平等，人们对渴望增长大大快于社会满足新渴望的能力，在成社会差距和社会动员。所以现代化过程中各反面综合因素滋生了动乱。

在我以往的观念中，现代化与社会动乱间的关系分为两种。一是以欧美国家为代表，在近代社会经济变革、技术革命中不断改进自己的政治体制，循序渐进的逐一处理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面临的困境。这种主要依靠的是社会自己的力量完善现代化进程，并往往结合本国特色国情进行改革调整，不会造成动乱。英国以依据君主制传统而设立君主立宪制，同时设计议会、首相和内阁之间的关系，让三者相互制约平衡。用完善的政党制，使社会不同力量团体实现政治结社，将个人对利益团体的效忠通过党派的赢得竞选来达到对国家政治的忠诚。同时将社会各力量团体间的冲突通过争论、谈判、竞选等方式在议会上解决，规范政治行为。二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即使是完成了民族独立，也依旧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他国家的支配。这种情况下的国家，走向现代化往往是简单地以发达国家为参考且忽视本国国情，走向与自身社会发展不匹配的“僵化现代化”模式。例如巴西，开始主要依靠外来移民来推动城市化发展，致使城市化发展快于工业化发展，形成过度城市化，在之后巴西政府推动工业化作为新经济增长点，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区域不平衡扩大、不公平加剧、平民窟问题严峻、贫富差距加大、政府腐化严重等都加剧了社会不满，易产生社会动乱。关于后一种情况，即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原因与本书中的分析契合。

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迅速的经济增长推动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种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民乐其所守，却到处都滋生着一种不安定的情绪。”经济的快速增长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但是与之相匹配的分配制度并没有得到调节，收入和物质福利待遇差距的明显拉大，加剧了经济不公平和社会的愤怨。“恰恰使法国经济状况改善最明显的地方，民众的不满达到顶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法国社会结构的改变，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扩大。但是在原有的封建君主制下，经济实力增长无法带来相应的政治地位的提升，也没有类似于英国议会的机构来实现权利的再分配。这样也加剧了资本主义革命的孕育。“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干涉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更无法忍受。”处于现代化早期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桎梏，人民缺乏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管理，人民自主性和政治参与性的扩大，反而加剧了政治不稳定。

当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发展相平衡时，达到政治稳定的状态。增加社会——经济流动机会，扩大政治参与，同时建立有效的、相平衡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陷于普力夺社会的根本原因：政治机构的软弱和缺乏国家有效的政治制度和公认的程序，造成依靠“政治制度去调停、升降和环节各团体的政治行动”的有效性缺乏，各种社会势力的政治化。“一个社会要想摆脱普力夺制度，第一需要城乡利益的结合，第二需要创立新的政治制度。” 军人大多为农村社会背景，道之军政权优先考虑是心，有利于农村大多数人的政策。同时建立稳定政治这东西首先取决于获得农民大众的政治认同。破除由于城乡差距导致的乡村衰败和城市动荡，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衰败。实现城乡利益的结合旨在扩大政治参与，提高政府稳定性。实现政治合法化根本是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是各社会势力利益共同体在通过该社会的政治制度获得权利的过程中，建议符合国家意志和利益的新的行为准则。

普力夺社会做主要的是军人干预政治。在20世纪，军官团的专业化促使他们对现代化和国家振兴产生了更大的决心，并将军队参与政治的典型方式从个人大权独揽，转向集体军人政府。军队的组织内聚力、条理化和纪律性，为军官夺取政权提供条件。军人夺取政权后，致力于建立政治体制推动国家现代化。以巴基斯坦为例，1958年的政变将无效能的文职官僚手中的领导权移交给有效能的军人官僚。阿尤布·汗分三步来建立巴基斯坦新的政治制度。首先是建立“基本民主制”，旨在产生民主制度的体系，提供民众参镇的主要制度性手段。通过建立各级委员会，将政治带到农村地区，极大的扩大政治参与和政府支持，借此构建政治体系中权力扩大的大框架。其次是实施制度创新，制定总统制宪法。用强有力的总统制代替软弱议会制，来集中政府权力。巴基斯坦提供政治制度的框架。最后一步，在政治参与的顺势下，承认政党的合法化。于1964年的总统选举加速建立了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党派与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基本民主制结构之间的联系。最后军人领袖为实现国家现代化，完成对政治制度的设计。

要想实现政治稳定，还需要有以下措施：一是政府必须建立权威政治权威和公认的程序，以此来缓和社会矛盾，避免政治动乱；二是建立完备而发达的政党制度，为政治稳定提供保障，将个人效忠于政党上升到对国家的忠诚；三是新的政治体制具备吸纳能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新问题不断增多，将会产生新的利益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要求参与政治体制。只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才能将新的政治共同体吸纳为发展国家的新力量，并为此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前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深水区，如何处理现代化政治体系的构建，应该注意好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