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都想这样干了，就是没人敢啊！你们干了，我也没想到，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会出在乡间的茅屋草舍。”1980年1月份的一天，时任安徽省革委会主任的万里同志对严宏昌这样说。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红色脚印实践队队员们来到了严宏昌老人的家中。
严宏昌，“大包干”的发起人。他带领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
18颗鲜红印记，表达了人们求生存、谋生路的强烈愿望，书写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开篇之作。“红色脚印”社会实践队的队员们化身11枚“红脚印”，来到18颗“红手印”诞生的地方，聆听“大包干”故事，感悟“大包干”精神。
不堪回首的艰难岁月
严宏昌老人夹起了香烟说道：“那个年代，农村农业这一块儿，穷途末路了，没法发展，怎么能有粮食吃？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人啊，眼看又要回到那个状况了。我搞这个分田到户之前，村里十几个人都饿到吐血，唉，过度贫血都不能参加劳动，连路都走不了了。” 1978年以前，仅有20户人家的小岗村，一片凄惨景象：泥巴墙、破草房，家家户户拖儿带女外出要饭。“一列一列的拉煤车，不要讲那个客车了，从山东、河南、山西、河北那边过来要饭的人都坐在煤上，等车到这块了，我们再往上上啊，就没地方坐了，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严老仿佛不愿回忆起过去那段艰难、痛苦的往事。
1978年，严宏昌29岁。在农村，二三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本该是安安稳稳过日子的时候。“但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上不能养老，下不能养小，到田里挖点儿野菜都要先紧着孩子吃。‘真的是生不逢时。’很多人感叹自己为何要生在这个时代。”严老继续道，“我们一家14口人，一锅芹菜汤，就是这样的。有钱的呢，就买点供应粮，但供应粮都是发霉了的。老百姓是从来都买不到白面大米的。可以说，吃是没得吃，穿更没得穿，有的最穷的户，一家六口人就穿一条裤子，哪个出门哪个穿。吃盐要盐票，打肉要肉票，吃油要油票，一人一年才二两油票，什么都要票，所以在那个计划年代的时候，有钱没票，什么都买不到，钱再多也没用，所以拿着钱饿死的好多啊。毛主席说，以粮为纲啊，这个是的的确确的。民以食为天，没有吃的，就没法生存。”
严宏昌老人回忆起“大包干”前的艰苦生活，神情渐渐严肃起来
一纸“生死契约”，拉开农村改革大幕
“是怎样的勇气让您决定冒这么大风险也要做呢？”队员们颇为好奇。“就是拿命拼来的，从策划、发起都是我一个人。”严老抽了一口烟，接着说，“不是一家两家穷，是普遍性的，穷的不行，眼看就要饿死了。所以当时就想，与其这样受苦，不如拼一下子。”就这样，严宏昌“满上不满下”，搞起了“大包干”。
“我们搞包干，你想想你不害怕吗？但是那时候就考虑，犯法也得干，我们瞒了一年，干好了一年，看到效益了，才敢向党汇报，党讲求的是实事求是嘛。之后呢，我就开始找第一个人，单线联系，跟地下党接头似的。”一户同意了，就回来反馈给严宏昌，他再去找下一户。等到大家都同意了，谁来带头呢？领头人可不是谁都想当的，大家都知道这搞不好是要杀头坐牢的。“‘好，大家既然都同意，那办法是我想的，点子是我出的，当然我要带头。’我就不推辞，然后要求说，‘你们20户，凡是出去要饭的，回来一个，扣家里一个，不能再出去，等人都凑齐了，我就要开这个重要会议了。’”听到这儿，队员们都挺直了腰板，对严老口中的这个“重要会议”很是重视。
结果就这么等了二十多天，20户只凑了18户，另外两户还在外面要饭没回来，但是再等下去，可撑不住了。“二十天没要饭，没吃的啊。最后少了两户，只能找人担保。所以你们看到的契约上面，有20户人家，21个印记，但真正是18户参加了。”严老是当时18户人家中唯一一个读过书、会写字的，因此这纸“生死契约”是严老亲手写就。
实践队员们在展馆观看当年带着十八个红手印的“生死契约”
小岗的这条路，走对了。用严老的话讲，这是农村农民唯一的一条路，在当时的小岗，再找不到第二条路了。小岗人民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展现的正是群众主体和基层创新，是从无到有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