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在中国戏剧史上影响深远，是南戏后期的代表作品,标志着南戏的基本成熟，也为南戏向明清传奇过渡奠定了基础。《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赵贞女蔡二郎》写的是蔡伯喈进京赶考,考中了状元，但他贪恋功名利禄，之后丢下了双亲，抛弃妻子，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其妻赵贞女在公公、婆婆死后进京寻夫，蔡伯喈却拒不相认，还放马踩踏赵贞女致死，致使天神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高明的《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对蔡伯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但作者的这种创作想法使得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更加凸显。

一、蔡伯喈人生悲剧的体现

改编后的《琵琶记》，通过蔡伯喈的遭遇，揭示了“忠”与“孝”这封建时代两大基本伦理的冲突。剧本对蔡伯喈这个人物形象的描述主要通过“三不从”事件展开深深地刻画出了他怯懦软弱、优柔寡断的性格。

辞试不从：蔡公要求他去应试，但他不愿上京赴试，他认为“父母在，不远游”，蔡伯喈从小读圣贤书，认为孝子应该做到冬温夏清、晨定昏省，不能离开父母。父亲要他上京赴试,他认为服侍双亲只是孝之始，是小孝，只有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才是孝之终、大孝。伯嗜再次推辞时，父亲又说他不肯赴试是为了新婚妻子，恋着被窝中恩爱，舍不得海角天涯。如果不去赴试，便是“恋新婚、逆亲言”，不但伯喈成了不孝的孝子，五娘也成了羁绊丈夫的不贤妇。于是蔡伯喈无奈上路，“万里关山万里愁,马行十步九回头”。这一不从写出了蔡伯喈在功名与孝道之间两难全无奈之感，但最后屈服在了父亲的权威之下。

辞婚不从：蔡伯喈考中了状元之后，被牛丞相看中，要他招为女婿。蔡伯喈本是厚道之人，他坦言自己的家庭状况是“妻室青春，那更亲鬓垂雪”，表示拒绝。他还以为如果牛丞相一意孤行，自己可上奏皇帝、辞官不做:“明朝有事朝金阙，归家奉亲心下悦”，“若果奉圣旨来，我明日上表辞官，一就辞婚便了。”但牛丞相以不得违背圣旨为由，用君命和权势来压服。

辞官不从：蔡伯喈向皇帝要求辞官，但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王事多艰，岂遑报父？”为由，否定了他的奏请，无奈之下，他终于和当初“辞试不从”一样被动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

剧本一再标榜蔡伯喈的“忠”与“孝”，用“三不从”为他开脱，但结果却是：他努力按照封建纲常伦理行事，不但酿成了家庭悲剧，而且也酿成了自己的人生悲剧。

蔡伯喈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因为蔡伯喈是一个一直生活在矛盾与冲突之中而感到苦闷痛苦的人物，一直在功名与孝道难以抉择、新欢与旧爱难以取舍、孝道与忠君难以两全的矛盾冲突中患得患失，他总是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痛苦地徘徊，他自己内心的意愿与客观环境、思想与实际行动常常发生碰撞，他的个人意愿总是被现实环境无情地扼杀，他的实际行动极大地讽刺了他怯懦软弱、优柔寡断与委曲求全的性格。他在家庭中、在婚姻上、仕途上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

二、蔡伯喈人生悲剧的造成

《琵琶记)在中国戏曲史上首次对封建知识分子的悲剧人生进行关注，展示了作为个体的人与社会环境的各种冲突，展示了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着的性格弱点和缺陷。

（一）表层原因：权威的压迫和自身性格原因

“三不从”的核心内容是由父亲的权威、丞相的权威以及皇帝的权威构成，蔡伯喈在以三纲五常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里不

得不屈从于宗法体制里的各种权威，下至父亲，上至帝王，都有着它无法逃离的威慑力量，这就是蔡伯喈的生存环境；剧本中“辞试不从”蔡伯喈屈服于父亲的权威之下，而后两个“不从”分别是在牛丞相与当朝皇帝的权威之下，牛丞相作为强权居豪门，他对蔡伯喈的逼婚，皇帝以自己的权威相威胁，使得蔡伯喈的个人意愿在这般强大的权势面前不堪一击。其性格的形成与此些有莫大的关系。

蔡伯喈是一个有着性格弱点的悲剧人物，首先他是有心于功名的人，在第四出《蔡公逼试》:对蔡公一席话“大考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蔡伯喈点头称是，甚至对能否做官也认真考虑起来；在第八出《文场选士》：蔡伯喈抑制不住地卖弄才华，一经宣布为状元，马上喜形于色地唱:“君恩喜见上头时，今日方显男儿志”，而且立刻更衣换装，春风得意。由此可见他对于功名的热衷，但正是因为这样使得他在“三不从”面前个人意愿不得实现；与此同时，也暴露了他的第二个性格弱点：优柔寡断、怯懦软弱，蔡伯喈向皇帝辞官辞婚时不是说家有妻室而是反复强调双亲无人照顾，婚事要由父母作主。第十三出“父母俱存，娶而不告须难说”。似乎只要父母同意，就可接受这门婚事了，可见他的推脱是多么得含糊。

蔡伯喈虽然有强烈的功名心，但他的性格是如此得优柔寡断；他既贪念眼前荣华富贵又难以心安理得，虽良心未泯却又不敢采取行动，使得他自己过着一种苦闷痛苦的生活。

（二）深层原因：伦理道德本身的矛盾与冲突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思想渗入到各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三纲五常”中包含着令无数知识分子痛楚的根源，子痛苦的根源。既然要以君为纲，就应从忠君事君出发，舍小家以全大家；但以父为纲又规定儿子必须听从父命，应孝敬父母，应牢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在封建纲常内部便产生了不可兼容的矛盾。饱受儒学熏陶的蔡伯喈，按照社会理想范式而作出的行动，却一步步违背了自己的内心意愿。

高明创作《琵琶记》是想通过宣扬儒家传统道德来纠正恶化的风俗，调和社会矛盾，是他的一种社会理想，这也是他创作《琵琶记》的基础。在《琵琶记》的开场词中，作者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表明他有意识地利用戏剧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蔡伯喈作为一个封建知识分子，虽有他独特的一面，然而可以从他身上看到千千万万个仕子的影子。他所遇到的二难选择，几乎是每个仕子都要去面对的，只是高明将他笔下的仕子蔡伯喈这个形象刻画得更加细致入微。让我们深思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科举之路可谓是布满了荆棘，仕子们一路风风雨雨走过，受尽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