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明天是IT。”

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印度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大量被称为“技能店”（T-shop）的私立IT技术培训学校，吸引了成千上万怀揣致富梦想的印度青年。他们为了能够入校学艺而想方设法筹措高额学费，好不容易获得一纸证书后，又为能够尽快出国务工而向劳务中介行缴纳五花八门的费用。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早日奔向被誉为“IT麦加”的美国，从而实现“在（印度）农村有地，在（印度）城市有房，在美国有高薪工作”的IT梦。

⼀开始以为是个关于“跨国迁移实现脱贫致富”的故事。然而，《猎身》的价值却在于它脱出了此类老生常谈之巢穴，另辟蹊径。该书以印度劳动力流动制度架构中特殊的“猎身行”（Body Shop）为切⼊点，追踪印度IT青年如何实现跨国流动的全过程，在展示一个立足印度、全球运作、号称“猎身”之信息产业劳动力管理体系的同时，剖析这⼀特殊的劳动力群体价值如何在全球化体系内被创造、被利用、被增值，进而指出：跨国化猎身操作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构建了新的跨界流动纽带，还在于它体现了创造财富的新战略，转移价值的新途径，以及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新模式。

印度信息产业近年来发展迅猛，在世界上引起广泛关注。它不仅被认为是印度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最大的亮点，而且被看作冷战后全球发展的一个趋势和方向。IT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除了其在短期内能迅速创造和积累大量财富外，也与上世纪末以来席卷全球的一种经济意识形态息息相关，即对所谓“新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推崇。

读完全文，再联系实际，有一令人费解的现象，那就是为什么印度在IT产业在人才存量迅速外流的情况下迅速增长，而中国在IT人才数量高速增加的情况下却发展平平？其实，如果把印度和中国作一个简单对比，技术人才的决定性可能不再显得那么不言自明。印度IT业空前发展的时期，也是其IT人才以空前的数量和速度外流的时期，美国的技术工作签证H-1B签证由此获得“印度人签证”的绰号。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海外人才回归在2000年以来速度迅猛递增，且“海归”中IT人才是主要的一部分。而中国IT业的发展却无法和印度相比。除此之外，印度的识字率不到65％，中国则达到93％；不到2％的印度人口拥有电脑，只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也许这一反差的结果正是中国各界对印度IT业的经验特别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印度IT服务业的成功，是因为印度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国际经济形成了某种特殊的对接。把印度的内在社会结构和当前的国际资本主义直接联系起来的，是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全球化劳动力配置和管理的体系，即“猎身”。在这本书中，详细介绍有关“猎身”的含义由来演变，但我在看到这两个字的下意识反应是，为什么是猎身不是猎头？书中有给出解释。由于IT业不断展示出的“神奇魅力”，IT人被罩上“科技人才”之光环，因此需要“猎”；然而，由于IT业实际上需要的是大批专业的“IT民工”干“驴活”，因此被猎的是“身”而非“头”。猎身的基本操作程序是：印度人在世界各地开办咨询公司（本文称为“劳力行”），从印度招收IT工人，然后根据客户企业的项目需要把这些劳动力提供给客户。不同于传统的中介招聘机构，劳力行不是简单地把雇员介绍给雇主，而是直接代表雇主管理工人，包括为工人提供担保、办理临时工作签证、支付工资、安排食宿等。因此，在猎身中，工人们与他们的真正雇主不发生任何直接的法律关系，从而雇主随时可以减裁他们。如果雇主不再需要这些工人，劳力行可以将他们派给另一个客户，或者让他们“坐板凳”——等待下一个职位。这就像“美团骑手”策略，真正研发公司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而是通过中介公司或者个人公司主体进行缓冲和屏蔽，从而达到规避“劳动争议”的目的。

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劳力行之间会互通有无，如果你有工人而我有项目，他们就采取联合行动，随时将IT工人送往有需求的地方。这里书中提到一点，这个全球化的劳动力供给和管理办法，与印度官方所鼓励的技术劳务出口，虽然都叫“猎身”，但并不是同一个内涵。在“正版”的猎身模式下，印度公司将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派到海外为客户提供现场软件服务，外派雇员在印度保留他们的常规工资，同时领取海外津贴，在海外计划完成之后他们将回到原来的公司。

本书从美国到墨尔本，到吉隆坡，再到海得拉巴和最终的安得拉邦农村，展示了全球范围内各层级之间的剩余价值向上提取与资本风险向下转移，也提炼出了为“新经济”服务的灵活的流动的劳动力是如何在一系列制度安排、人际关系与文化价值的运作中被生产出来的，而这一运作过程又体现与加强了真实的不平等。本书还值得我们对中国当代农民工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大量流动，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的重要原因之一。经济繁荣时，他们如春潮般涌入车间工厂及其它较为基础的职业领域；经济不景气时，他们又被迫退回到农村。如今，当一代又一代农民工进入退休年龄时，又有多少人能够充分享受到他们既往贡献的剩余价值？再放眼世界，从中国农民默默奉献中获益的，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国的消费者。正是因为中国农民工的劳动成本被大大低估，劳动所得被大大压缩，才能有海量的廉价中国商品流向世界各个角落。中国和印度社会的阶级差异、贫富差异无疑是巨大的。中、印的农民是贫穷的象征，缺少话语权，被忽略、漠视；然而在欧洲，农民群体是合作联合最高的一个行业，因而农业是在欧盟获得经济补助最高的行业。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农民收入高，生活品质好，新生代农民越来越受到高等教育，农业也是往高精尖方向阔步迈进。如今，中国新生代农民、农民工的成长和发展仍然需要引起国家、社会的关注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