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活着可以是个这么艰难的事情。
主人公福贵的这一生已经无法用戏剧化来形容了。小说将福贵的命运从高写到低，从一开始的小少爷、败家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到最后的家破人亡，家道中落，其中的种种高低起伏，余先生用最简单而质朴的笔法和文字叙述了下来，并发出了发出了七十年代末，民族现实艺术的最强音。
文章中的福贵从有到无，多少人会唏嘘——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但这本书最强大的力量便在于此，无论在哪个活不下去的阶段，福贵都活了下来。这不仅是余先生自我佩服意识与感情的流露，更加是当时真实社会的缩影——反复死亡，又向死而生。
用着最温情的笔调触发了读者心底里最柔软的悲悯，用最悲剧的命运发人深省，人人不是福贵，可人人皆是福贵。
也许活着不一定会千姿百态，可能更多的是千锤百炼，千回百转。余先生用最宏大和最微小的悲剧诠释了人类是如何渺茫而缓慢的活着，不一定不进则退，不需要行高志远，活着本身就弥漫着勇敢的气息。而这本书所产生的巨大文学价值远远超越了文字本身，最高的收益来自于精神冲击力本身。在纵向的时间轴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活着是激励他们活着，二十一世纪的活着是警示我们什么才叫活着——像头牛一样活着，像小强一样活着，像福贵在悲苦中咧着嘴笑也要活着。
为什么福贵在小说里的存在是虚假的，但读者依旧感觉到真实得可怕？因为强大而缜密的故事逻辑，完整而详尽的叙事背景，让虚构的二维空间变成了立体的四维世界，从而超出了三维人类的基本认知力，分不清真假抑或是真真假假都已经无法阻止故事对你产生直接冲击力。余先生以当局者的视角叙事，本身就不同于旁观的一般叙事，他让语言沾染了独一份的细腻和真实，福贵是他人生经历里面真真切切存在的老人，而他是路过福贵暮年时分的记录者，因为存在，所以真实。所有的圆融逻辑都在一次次的故事叙述中体现，所有看似在小说中显得赘余的情节都变成了故事发展的顺其自然和不可或缺，因为这其中贯穿了余先生自身在故事叙述中的有所取舍和逻辑编排，包含作者本身的人生阅历和灵感来源。
为什么说《活着》是人间的慈悲之作——大慈大悲？它指的是即使对于世界的一切苦难我都只能勉强度过，甚至无法承受，但我仍然没有饶过这个作恶的世界，杀不死我的终究使我更强大，我要活着呐喊世间的一切痛苦，接受生命的一切赋予，生活只能磨平我的棱角，磨不掉我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