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公元1587年，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什么是皇帝？“帝者，生物之主，兴益之宗”“皇为上，帝为下”。“皇帝”，意指天地，而“皇帝”一词则是告诉人们，天地是万物之主。按照一般的惯性思考以及蜂涌如潮的古装电视剧熏陶，那个掌握着全天下人生杀大权的人，随心而为的人，好像才是真正的皇帝。那万历帝是传说中的那个皇帝吗？似乎不是，但他又必然是处在皇帝这个身份里，不能自拔。

万历皇帝自登基开始15年间，祭天地、祀祖庙、庆元旦、赏端午，他就必须对各种礼仪照章办理。他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就如充满了皇室歌剧气息的“亲耕”戏码。做皇帝的最为重要的任务是敬天法祖，因此万历帝要接受下一年的日历，并颁布全国使所有臣民得到了天文和时令的更具，这是“钦定”，也是全国的唯一标准。万历皇帝站在了一个至高的角度，是天在人间的代表，以此作为统治集团的代表，在社会的支配关系处于支配地位。

而要真正巩固这种支配关系，思想的巩固必不可少，因此万历帝跪念慈圣皇太后的赞赏其纯孝的文章，成为了当朝的重要文献，对全国臣民起到了表率作用。以此，皇帝的纯孝在巩固了其在臣民心中无上的思想地位时，也成为了全国臣民道德价值度量的标准。

但是，在统治集团内部，万历帝却好像失去了完全居高临下的地位和能力。虽然万历帝在精神上依旧保持着超然的支配地位，当体制上有所欠缺时，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的力量来补助组织撒谎那个的不足。而这种精神力量的必要，即使皇帝存在的最大合理性，也是皇帝处于社会的支配关系最重要的体现。且当万历帝与文官集团对抗之际，“东林党”重振道德运动的失败都是一种必然。因为皇帝是高于一切的，其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的，超出理智范围的存在，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是他成为决断人间的最大权威。

但是在真正的权力执行过程中，万历是不幸的，也是必然不幸的。明朝的开国之君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到万历时期，文官早已成熟。黄仁宇先生说本书说万历，意在说明皇帝的职位是一种应社会需要而产生的机构，而每一个皇帝又都是一个人。他认为万历皇帝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他不能在仲裁争端中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重点就体现在立储问题上。万历皇帝的权力大多带有被动性。他可以把他不喜欢的官员革职查办,但是很难序迁拔据他所喜欢的官员，以致没有一个人足以成为他的心腹。他对大臣们的奏折作出决断，可以超出法律的规定，但是他没有制订法律的力量。官僚之间发生冲突，理所当然地由他加以裁夺，但是他不能改造制度以避免冲突的发生，而且他裁夺的权威性正在日益微弱，因为他被臣下视为燕安怠惰。各边区的军事问题必须奏报皇帝，但是皇帝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也没有整顿军备的可能。他很难跨出宫门一步，自然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各省，连这一点选择的自由都没有。

那万历皇帝会妥协于这样一种被文官制约的支配权力的现实吗？万历皇帝9岁临朝，他又如何能乾纲独断，一人决定国家大事呢？因此，万历帝登基之处对于以张居正为首的文官集团更多的是依赖。张居正回乡葬父期间，依旧要处理万历帝特派飞骑传送到离京一千里的重要文件。至1578年前后，已经即位近15年之久的万历帝在张居正的培养下，对张居正的信任达到了最高点。万历加封其以太师衔，是明朝两百年间都不曾有人生前得到的荣誉。但不幸的是，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他生前得罪的文官集团（官僚地主）带着证据的极端反扑（欺君毒民、接受贿赂、结党营私……），使得年轻的万历帝开始对自己的信任产生怀疑。

其实这也是万历帝开始独立与文官集团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开始，他在张居正事件慢慢冷却下来的时间里，在面对申时行被文官集团参劾的问题上，经自己思考，逐渐明白了参劾的真实用意。也为之后与文官集团的真正抵抗埋下伏笔。而皇帝真正对文官集团的抵抗发生在选立太子之事上。万历迫于舆论妥协与文官集团，但也开始了真正的消极方式的反抗。皇帝不再出席象征意义的法定礼仪，不再任命出现空缺的高官职位，以无为状态的治理方式，剥夺了文官集团获得权力的机会。万历皇帝在真正独立自主思考后，开始了长达三十年的斗争，最终还是不遂他愿，他依旧没有获得本应该属于他的超然的权力支配地位。

而真正让万历皇帝立储这一矛盾激发的根本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万历皇帝没有依据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因为他被伦理道德困住了，同样他的国家也深陷其中。

明朝的立国以伦理为根本，以文官集团为支柱，一切行政技术完全在平衡的状态里维持现状而产生。在庞大的文官集团影响下，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不能只依靠暴力的国家机器，而应该用思想上的统一来巩固政治上的统一，即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是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认字的人为楷模。以此，朝廷便顺其自然的以自身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的同时，运用道德的力量来治理臣民。

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所以总是用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因为本朝缺乏对具体问题评断是非的准则，即令有时对争执加以裁处，也只能引用经典中抽象道德的名目作为依据。明朝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加之申时行此类身处于文官集团高层按照“四书”教导下，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支持；以及就连海瑞此类积极进取、力图改变的中层行政人员，依旧也只是尊重法律，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其法律的解释和执行也离不开传统的伦理。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海瑞自陷泥沼而不自知，他也是在“四书”氛围中养成的官员。只有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但最终必然窒碍难行。

而最为重要的是，造成天子与文官决裂的根本原因，亦在于此。“废长立幼”本迹可图，但因打破了道德的习惯而走向了失败。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因为本朝不是以法律来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既以伦理哲学作为基础推行了统治方式，那么明朝出现“文武均衡甚至武高于文”的局面，遭致了戚继光的人生，最终也行将遭致明朝的覆灭。

而纵观身处伦理哲学治国中的官员，首辅申时行清楚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趋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申时行的恕道既稳定了文官集团的情绪，也稳定了自己的首辅地位。海瑞作为文官中道德上的典范，从为人修身、寒苦百姓的角度来说，算的撒谎那个一个好而优的官员。面对复杂的土地借贷环境，他有着限制富户过多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距的愿望，且义无反顾的执行。但由于海瑞所处的身份地位以及面对的庞大的官僚地主力量，他的出现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混乱，从帝国统治者、宏观全局的角度来看，海瑞不适合做一个突兀的存在。

而如果我是统治者，我不会选择把错误埋起来抹平了事的申时行，虽然觉得国家需要一个像海瑞一样激烈改革的人，但也不会选择突兀的激化文官集体矛盾的海瑞。我会选择一个能独善其身，居于首辅地位的张居正。只有他的地位和强制力以及对于宏观政局的考量才能真正推动明朝发展，不断注入能量。即便他的做法触犯到了官僚地主的利益，但是他针对明中后期政治腐败、府库空虚、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纷起反抗的现状，开始大力整肃吏治、裁减开支、清丈土地、改革税制，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增加，社会矛盾相对缓和。

黄仁宇先生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不论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而书中记录的这些人或事对于明朝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相较于“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说法，我更愿意说，明朝之亡，亡于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固化的复杂环境的不愿解决。例如，万历皇帝三十年不早朝，其父亲隆庆皇帝就开始随意免除早朝这一累人的戏码，以致万历罢朝也似是有源可追。明朝开国之时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到万历时期，文官早已成熟，因此皇帝的支配地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力量之间矛盾的延伸至万历年间表现出来。

因此，《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万历皇帝，换成开国皇帝朱元璋也好，勤于治国的朱由检也好，他们都将活成万历皇帝的样子。想要改变庞大的文官集团对皇权的制约，却找不到一个可以撕开的口子，以此只能消极度日。将张居正换成谁都行，只要不是永久的强制力，在找不到根源的政治改革道路上，谁都将失败。下一个李贽总会有，只不过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在“四书”的培养下，他们只能批判封建，却不能像《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作家文人一样站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创新、幻想着，告诉国家，你可以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而我来给你构建一个蓝图。

在读到戚继光一章时，读到一段话，“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这里似乎让我看到了几十年后的朱由检，明朝最后一任皇帝。朱由检是勤政的，在末世之中他牢牢的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且写下六篇《罪己诏》，应是中国历史之最。

可是，细读他的罪己诏。1635年在民军毁凤阳祖坟之际，要求减膳撤乐，除典礼外穿青衣，可是这有实际意义吗? 1637年北方大旱，地方官逼债，导致更多造反。以此，他批评文武百官“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其指责算是入木三分，可是如何让他们变好呢?不见举措。1642年，清兵大举南侵后，他在宫中向上天默告。不禁再问有何实际意义? 1643年张献忠称王。朱由检希望天下官民共赴国难却不考虑如何让官民响应。1644年在李自成发出了最后通牒时，他许诺给抗敌功臣分封之赏，决不食言。终于在兵临城下之际务实了一把，可惜只剩几天时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他的血书里依旧还在推卸亡国责任，一句令民军“勿伤百姓”，也不知那些“贼”会不会听。

朱由检对付政治危机的招数只是花言巧语，纵使他不吃不睡地勤于政事加上殉国，也只能感动他的文官集团，却感动不了他的士兵。一个善于舞文弄墨的封建统治集团——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只能用伦理道德糊弄百姓，挽救不了明亡的时局。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中，任由建州酋长——未来的努尔哈赤利用空泛的官员不和空间发展自己的千秋大业。

原来一切，命中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