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养育一方的音乐文化。在甘、青、宁、新等地区，有一种专门表达爱情题材的山歌，她有着一个花儿般的名字——西北花儿。可能这个名字一开始听会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是你一旦去了解她，就能够发现其名称的恰到好处。花儿一名的由来，是因为男女对唱中，男方把女方称做花儿而得名。当然，花儿流行地还有别的称呼，如“少年”、“山曲”等，但人们更喜爱花儿这一名称。

西北高原的山山水水，就是花儿诞生的土壤。抑或也是像大多数民歌的发源一般，西北山川相连的独特地域特征塑造出了独特的花儿。当然，光有起源是远远不够的，花儿也有着得天独厚的传播优势。黄河将该流域各民族多元文化交流交融，丝绸之路则将花儿传播到远方，脚户哥、羊皮筏、牧羊人、花儿把式等都传承了花儿。

现如今，花儿主要是流行在汉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藏族、土族、裕固族等8个民族。花儿的发源地概括来讲是西北地区绝对没错，但花儿学术界对花儿源流仍是存在论争，这种论争主要发生在甘、青两省的研究者之间。一种认为花儿的发源地在甘肃的河州（即临夏），流行于各地花儿都是河州花儿的滥觞。另一种认为流行于青海境内的花儿并非来自河州，而是青海人民的创造。但也不得不提，2009年甘肃花儿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这对这种论争也是稍有些“盖棺定论”的感觉。

源流究竟为何倒是对我们欣赏花儿并不会产生何种较为重大的影响，但它却影响着花儿的流派以及具体的唱法问题。花儿现如今主要有三大流派，分别为河州花儿、河湟花儿、洮岷花儿。其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应当数河州花儿，它主要是在包括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及周边地区这一区域，花儿的作风和唱调大致都是相同的。关于花儿的唱法那就更为多样了一些，也基本可以对应相关流派的唱法。一是尖音唱法，即假声。洮岷花儿采用这种唱法，旋律音调高亢尖利，音域g2-g3，而且男女同调。二是苍音唱法，即真声，民间称满口腔。三是尖苍音并用法。花儿音域宽广，使用真假声并用，具有辽阔、悠远、清新的山野气息。四则是花儿的特殊唱法——跳花音，也可以称跳音。它是用气息打出来的一种声音，具有轻快、灵活、明亮的特点，而且擅长用来表现各种装饰音。这种“跳花音”在进行密度和振动密度上比颤音更快、更密、更亮、更明显。

谈论起花儿永恒的主题，那便是生产劳动和爱情等莫属了。按照现在的通说，花儿主要是分为爱情花儿、生活花儿、本子花儿三大类。该分类主要影响的是花儿的曲令。花儿曲令也叫曲调，约有100多种左右，现部分已失传。各种曲令的名称和实体在民间自然地、随意地流传演变着。就其名称来看，有同一曲调多种名称者，也有同一名称多种曲调者。以流传之地命名者，如《河州大令》《青海二令》。以曲中衬词衬句命名者，如《呛啷啷》。以流传之民族命名者，如《保安令》。以演唱者之职业命名者，如《脚户令》。以某种花卉或果实命名者，如《白牡丹令》。在本次课程中，我们也很有幸地听到了李生贵和王娟老师为我们献唱的《河州大令》《脚户令》《白牡丹令》《新临夏》《数麻雀》《尕老汉》等等数首花儿的名曲之作。

“讲着讲着就唱起来了，唱着唱着就跳起来了，跳着跳着就喝起来了。”“高原有多高，王老师就能唱多高。”吴老师对于两位到来嘉宾的点评也可谓十分有趣，时不时就能引来整个讲堂人的附和。王娟老师高音、跳花音的精彩至极我也就不多说了，相信同学们的感受也是如此。让我记忆最深的一个点就是李生贵教授给我们所播放的一个视频，这是李生贵老师在黄河边上演唱花儿的视频。视频中的李老师不着华服，面容甚至可以讲有些憔悴，起初我以为难道就是想让我们感受一下他们歌者在黄河边演唱花儿的自豪感。但当李老师讲出了这个视频的背景后，我不禁被深深打动。原来这是李老师在生过一场大病后，刚出院的路上所拍摄的。李老师被医生劝诫出院一年之内不能唱歌，但在其回家路上，也正是黄河边上，将花儿看作是“一生挚爱”的李老师还是禁不住下了车，在黄河边上就唱起了花儿来。若说西北花儿是为绽放而生，那么这些西北花儿的歌者又何尝不是如此。

讲座结束之后甚至到了现在，西北花儿都在我的心里留有了一席之地。我迫不及待地在网上搜索这花儿的歌曲旋律以及相关文章概述等等。其中，一篇杨沐先生在第一届花儿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稿引起了我的关注。他的演讲主题主要是对西北花儿研究现状的思考，那在此，我也想就西北花儿的该研究方面也作出一些思考。

现有花儿文章的各种类型中，词曲形态分析的文章所占数量最多，而且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为基础的研究论文不多见，接近当代人类学深描水准者为数很少。最常见的一类是仅仅对花儿和花儿会的一般性介绍和浅层情况的描述。我认为，一方面是关乎外界参与的缺乏。花儿的研究跟国内其他一些地区性歌乐种的研究相比，花儿研究仍然缺乏全国性的学术参与，其研究主力至今为止基本上仍然是甘、青、宁本地的学者。当然，类似的现象在地区性文化研究中是常见的。但是如果要把某一区域文化的研究提高到全国乃至是国际水准，那么有无全国性与国际性的学术参与就是一个重要因素，有无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参与也同样重要。我始终认为花儿这门音乐的研究，不应当只是有关音乐方面的研究者的责任。另一方面可能也是研究者的救世情结作祟。在现有的花儿文章中，不难发现救世情结。例如，在对当前花儿文化的观察中，有些研究者敏锐地看到了当代科技、经济、商业和旅游对花儿活动的介入和影响，但他们没有从学术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深入研究，而是对此表示忧虑，甚至呼吁社会对此加以干预或阻止。个别学者甚至呼吁政府立法、以法律手段干预民俗文化的发展，却没有分析研究他们自己的标准、评判和做法是否有问题，甚至于没有很多有力的证据和论述就简单地得出了花儿的传播与生存困境的论断。

关于这方面我也不打算做过多的赘述，毕竟我也并不是花儿这方面的研究者，简单看几篇文章、了解些东西好像也并不足以“谈论”她。在我看来，要做好研究，到花儿的发源地、流行地等等去造访几次那肯定是必须的，因为我坚信“一方水土”在西北花儿成长绽放的过程中所占据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吴老师，看得出来他对于这堂课、这门课程甚至是学校的美育教育都可谓负责上心。谢谢他能够在至善讲堂这一方天地里让我们有机会领略西北花儿的风采，我觉得这次体验感相比之后的音乐厅之感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也特别感谢这门经典音乐赏析的课程，让我好像对待音乐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别感受。我作为一个学生、一个普通人、一个甚至可以说并没有入音乐之门的人，来看西北花儿，简单来说，是“好听”；深度来说，是“震撼”。

我想，西北花儿她的绽放也许就是她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