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史脉络梳理
1、英国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
英国并无“传播学”，英国学者把传播和媒体的相关问题看作是值得研究的领域，希望以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进入这个领域，而不是将它急于学科化与建制化。因而英国无美国式的大众传播研究，只有两个最为显著的学术流派：文化研究与媒体研究。[1]
文化研究是英国对文化与传播研究的开端。作为奠基人之一的威廉斯就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和《传播》中谈论民主与传播的问题；后来霍尔所引领的关于意识形态与电视的研究在 70 年代获得了广泛关注。
媒体研究则是一批由文化研究滋养却不完全赞同文化研究的学者，联合一批既有媒体从业经验又富批判精神的学者，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有意识地建构起来的一个学术流派。媒体研究的开创者和代表者是“威斯敏斯特学派”。媒体研究学者们有意识地与文化研究形成学术取向上的差异，在文化研究远离马克思主义、渐失批判锋芒之际，挺身成为英伦批判性研究的主体。[2]
2、尼古拉斯·加纳姆与威斯敏斯特学派
（1）尼古拉斯·加纳姆，又译作戈恩哈姆（赵月枝称），英国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心人物。中伦敦技术工艺学院（现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研究系创始人与带头人。加纳姆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在BBC从事十年节目和电影的制片人与导演工作，后兼职进入中伦敦技术工艺学院担任讲师，又成为其媒体研究系（后来发展为“传播与信息研究中心”，即CCIS）的领头人。他的著作广泛涉及政治传播、产业结构、国家权力和资本积累的逻辑等领域；研究被我们称作“公共领域”的媒体空间的物质基础，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加以分析。
（2）威斯敏斯特学派源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围绕后来改名为威斯敏斯特大学的中伦敦技术工艺学院的媒体研究系发展起来的学派，但是其成员并不严格局限于在这所大学工作过的教师和研究者。其代表人物有创始人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文森特·波特（Vincent Porter）等。
威斯敏斯特学派学者最为骄傲的两项成就，一是拥有英国第一个媒体研究学位（1957年），这也奠定了威斯敏斯特学派强烈的实践导向。二是欧洲订阅量最大的媒体研究学术期刊《媒体、文化与社会》（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的创刊（1979）。这份刊物在后来也成了以英国为主兼顾欧美的媒体研究领域的旗舰性刊物。[3]
二、重要概念阐释
1、自由主义报刊理论：18世纪末、19 世纪初，自由主义报刊理论风行。由施拉姆主编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的出版，深刻阐述了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具体内涵。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倡导言论和出版自由，认为媒体应成为观点的自由市场，由理性人来进行观点的自我修正。该理论反对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主张媒介对政府的监督。[4]
后来由于垄断报业的出现，导致传统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发生危机，黄色新闻大量泛滥，舆论被部分寡头垄断，而由此促成的媒介自律意识的兴起和政府干预媒介的成功实践，催生了报刊社会责任论。 [5]
2、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公共领域”指的是介乎于国家与社会（即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杜耀明，1997：14～15），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哈贝马斯认为其核心概念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他在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6]
3、媒介公共服务模式：与美国不同的是，在英国，以BBC为代表的广播电视长期以来都秉持“公共服务的价值观”。尽管 ITV 和四频道都是以商业频道的身份出现在电视市场上，但和现在更为彻底的商业电视频道相比而言，这两个频道和 BBC 一起被认为向公众提供了公共服务，是一种媒介公共服务模式。加纳姆支持这种模式的发展。
三、视角与立场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成为威斯敏斯特学派研究的最主要视角之一。以加纳姆为代表的威斯敏斯特学派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唯物主义的传统，希望以整体论的视角将媒体置于大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分析其中的物质过程并关心媒体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分析与解读
1、经济与政治：存在冲突
（1）冲突是什么？自由主义报刊理论造成了黄色新闻的泛滥和寡头报团对舆论的垄断，报纸并没有发挥其社会责任。加纳姆认为，自由主义报业理论的问题在于经济与政治在它们各自的价值体系及其所要求和支持的社会关系层面上存在根本的冲突。简而言之，就是说政治领域的个人在价值体系的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其社会行为的合法性结果就是公共利益；而经济领域的个人被定义为追逐个人利益、行为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2）冲突是否可以解决？自由在政治和经济不同价值体系上的冲突反映在关于媒介的政治作用的讨论中，一方面市场被看做反对政府审查制度的工具，另一方面媒介的资本主义控制又是自由政治传播的障碍，因此这种冲突不能够通过抑制政治或经济来解决。我们只能在两者之间取得一种历史性的恰当平衡。
（3）大众媒介领域是冲突中的关键地点。大众媒介领域的运作同时横跨两个领域。一份报纸或一个电视频道可以同时既是一个商业企业，又是一个政治机构。
（4）消费主义政治经济学违背了公共利益的原则。政治被包装成畅销形式的简单问题，使得人们对政治的反应就像做出购买的决定一样简单而迅速。这使得公民生活在一种梦幻和想象中，他们所有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公民是作为私人个体而不是作为公众的一员而获得满足，是在私有化的家庭领域而不是公共生活领域中获得满足。
2、公共服务与知识经济业：作用与矛盾
（1）知识经纪人在公共领域中收集和传播信息、为讨论提供论坛。虽然信息搜寻和讲述功能被执行的最好，但新闻工作者本身作为公众中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并不能保证对他们声称为之服务的公众负责。
（2）因此为了确保这两种功能被负责任地执行，首先我们需要信息自由制度的保障和优秀的训练有素的新闻工作者。再者，讨论功能需要更加高度政治化，政党以及其他主要组织的社会运动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使用媒介。
3、公共服务与政党：
政党地位的衰落造成了公共利益的缺失。政党在各个媒介衰落，但政党可以使个人的观点塑造为相互联系与相互依存的目标和手段构成的等级体系。没有政党，根据公共利益的一些观点采取理性行为变成了不可能。
4、公共服务、普遍性与国际公共领域：
（1）政治机构的范围必须与它希望控制的权力的范围相一致。这一般意味着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这个国家的公民权是根据全国性的普遍权力和义务来限定的。参与决策制定就必须要承担其后果。因此讨论就必须尽可能包括社会中现存的关于相关问题的各种观点，要让全国人民尽可能地参与政治辩论和关注信息。
（2）来自国内和国际公共领域的双重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媒体与全球市场、跨国集团以及各类国际机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甚至媒体自身也加入了轰轰烈烈的国际市场之中，由于经济权力朝国外转移，加纳姆认为，这使得国内媒体控制权也随之被削弱了，使得英国国内公共领域的维持和发展受到极大威胁，加纳姆呼吁马上开辟国际范围内的公共领域，以抵抗跨国资本对国内公共领域的消解和对未来国际公共领域的阻碍。[7]
五、阅读感悟
在文章中，加纳姆通过分别探讨经济与政治、公共服务与知识经济业、公共服务与政党、公共服务普遍性与国际公共领域探讨了媒介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核心矛盾，强调了大众媒介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提出了应当发展国内国际公共领域的主张。通读全文，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加纳姆明显的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倾向。比如，加纳姆对当时英国现存的政治和政治传播提出了批评，认为其陷入了“消费主义政治学”倾向，剥夺了公民对于政治选择具有公益服务的考虑。但加纳姆又肯定政党的作用，认为其能够促进公共利益的发展。此外，加纳姆虽然认为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在如今具有极为重要的“三个优点”，但他认为哈贝马斯没有认识到“公共领域中的中介的问题”。深受盲点辩论影响的加纳姆倡导公共服务广播模式，认为它是民主政体存在的必要条件，它可以收集和传播信息，提供讨论空间以维系和发展民主。但随着当今世界传媒格局的改变，广播逐渐被其他媒介所取代，在21世纪的今天，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以更加自由的信息流通创造了一种松散自由的讨论环境，但群体极化的现象的出现又使得群体讨论的结果走向极端，带来谬误。我们又当如何在互联网这种特殊的国际公共领域中实现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拓展呢？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新的网络虚拟的“话语架构”（sack，2005），传统的现实生活中的“公共领域”所考察的是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功能，网络与现实生活中的公共利益，囿于网络审查和技术控制因素的限制，又当如何考量呢？
参考文献
[1] 赵月枝、邢国欣.传播政治经济学[C].传播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11-538.
[2] 曹书乐.论英国传播研究——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的考察[D].北京:清华大学,2009.
[3] 侯晓艳.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研究及其研究传统[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00(008):85-91.
[4] 杨令羡.对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几点个人思考[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29(增):7-8.
[5] 李卓钧,蔡静.美国新闻传播: 从自由放任到强调责任[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2,55(5):625-631.
[6] 展江.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与传媒[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2,2:123-128.
[7] 侯晓艳.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体研究及其研究传统[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00(008):85-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