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

炎精久衰歇，此地余高台。

忠孝在天地，河山几劫灰。

湘流抱城上，岳色横空来。

时代去何速，客怀消酒杯。

同治十二年（1873年），新建夏献云督漕于湖南。至于光绪二年（1876年），奉命重修贾太傅祠②，修成之后，夏献云又建议重修定王台，但“有志未逮”，因故而未得到实行。

到了光绪四年，在郡绅李兴谟等人的请求，以及一些官员有相同考虑的情况下，政府于是决定重修定王台，恢复了其从前规模。修毕，在夏献云的主持下，博加捜采资料，为贾太傅祠、定王台各编撰一志。其中，谭鑫振、欧阳中鹄为《定王台志》作序。

整部《定王台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卷上、卷下与附录。卷上广加收录《史记》《汉书》《后汉书》相关内容、时人于定王台的记载，以及夏献云的《重修定王台碑记》，与时人于定王台的相关的考证、辞赋等。卷下则收录了由唐至清的文人对定王台的诗歌题咏。附录篇幅最长，除收录李白、杜甫有关定王台的诗歌各一首外，其余皆为当时人于定王台的诗词题咏。卷末附《捐修定王台题名附刻》。就这三部分观之，卷上偏重记史事，卷下记历代文人之咏怀，附录则是当时地方士绅对于定王台的描绘。可以看到此志较为立体的还原了定王台的面貌，使我们能够较为清楚的看到历史上定王台的存在形态，以及当时人们所寄予它的一些情感。

《史记•五宗世家》云：“长沙定王发，发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辞，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及生子，因命曰发。从孝景前二年用皇子为长沙王。以其母微，无宠，故王卑湿贫国。立二十七年，卒。”刘发为唐姬之子，因其母身份卑微，故刘发的封地也自然是“卑湿贫国”的长沙。刘发即位长沙王后，因对其母思念甚深，遂筑成一台。《方舆胜览》云：“俗传定王载米，抟长安土，筑台以望其母唐姬之墓。”《善化县志》云：“汉长沙定王发筑台以望母。”《史记•五宗世家》又云：“子顷王鲋鮈嗣，十七年薨。子刺王建德嗣。无子，绝岁余。元帝初元三年，复立旦弟宗，是为孝王，五年薨。无子，绝岁余。元帝初元三年，复立旦弟宗，是为孝王，五年薨。子鲁人嗣。王莽时绝。”

根据此志所引的各种史料，能够清楚的还原西汉刘氏长沙王的世系：

定王刘发——戴王刘墉——顷王刘鲋鮈——刺王刘建德——炀王刘旦——孝王刘宗——缪王刘鲁人——刘舜

唐人肖骁《登定王台》诗云：“王已分封受汉恩，长沙终不及中原。后来争得三分气，却是东都六代孙。”东汉光武帝刘秀是刘发的第六世孙。据《后汉书》记载：定王刘发生舂陵节侯刘买，刘买生郁林太守刘外，刘外生钜鹿都尉刘回，刘回生南顿君刘钦，刘钦生刘秀。东汉初年，刘秀听取张纯、朱浮等人的建议：“南顿君以上至节侯，皆就园庙。”刘发与刘秀的这一段渊源，更赋予了定王台丰厚的历史底蕴。

但定王台的意义，绝不仅仅体现在其单纯作为长沙国的遗物，或是长沙王留下来的一处遗迹。夏献云《重修定王台碑记》云：

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摩成化久矣！而其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长沙定王。一宅一台，岿然独存。

忠孝观念历来为中国人所秉持，以为人之根本。定王台与贾太傅祠各立城东城西，相望相对。它们象征着古代长沙人忠孝观的同时，起到了教化的作用。

早在明清以前，定王台“孝”的象征意义并不那么浓厚，文人临此，多借此台以怀古凭吊，感念己身。

例如杜甫的《清明》云：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

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

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

虚沾焦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

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

又如朱熹《定王台》云：

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

千年遗故国，万事只空台。

日月东西见，湖山表里开。

从知爽鸠乐，莫做雍门哀。

又如姜夔《一萼红·长沙人日登定王台》云：

古城阴，有官梅几许，红萼未宜簪。池面冰胶，墙腰雪老，云意还又沉沉。翠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禽。野老林泉，故王台榭，呼唤登临。

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杨还袅万丝金。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

在这些诗词中，并没有流露出对刘发“孝”的行为之推崇。在明清以前题咏定王台的诗歌中，表达孝道者寥寥，在《定王台志》中，仅见元代许有壬诗一篇，依稀将定王台与孝道联系在了一起。

其云：

黄叶纷飞弄早寒，楚山湘水隔长安。

荒台蔓草凝清露，犹是思亲泪未干。

然而自清代以来，吟咏定王台的诗歌中，以孝道为主题的篇章便大量出现了。《定王台志》中所收录的清诗，基本上都是对定王孝行的赞扬与推崇。这既从侧面反映了《定王台志》的编纂态度，也反映出了当时政府推行教化政策力度的增强。清代教化政策的大力推行，重新赋予了定王台文化象征意义。

“湖湘人尚气节，风俗敦厚。虽乡愚僻壤，谈某也忠，某也孝，辄勃然色动，盖其崇根本，渐摩成化久矣！”湖湘人敦厚淳朴，封建伦理观根深蒂固，而崇拜定王台现象的出现，是这种民风下的产物。而随着贾太傅祠与定王台的重建，以及政府教化力度的增强，此祠此台所代表的忠孝观，也愈加融入到湖湘人的精神当中，对湖湘地区的社会观念与社会风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谭鑫振《定王台志·序》云：

夫孝者，性也；哀乐者，情也。望母不返而望其墓，亦已哀矣。日以思，夫王之逮事其母也，必守世子之记而谨行之，将之以深爱，出之以愉色婉容。虽曰国小地狭，而其母得养焉，其乐又可量乎？登斯台者，求王之孝而得其哀乐之正，则夫抒写性情，将独在一觞一咏间耶！

作为后来者，无论我们如何对历史重构，最终得出的也不过一条相对清晰真实的脉络。若仅以此脉络示人，或让人愕窒难以言道，如此则了失真味。历史应该如何重构，应该以怎样的面目示人，这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或许我们应该希望，所有的考据，并不仅仅意味着绝对的客观主义。予之性情，一觞一咏之间，可能才是我们最后的落脚吧。

注：

①：据说定王曾于宫傍修建蓼园，清周锡渭《湘中览古》之“贾傅祠堂苔甃雨，定王宫殿蓼园风”句即是。蓼者，辛菜也，引伸喻之辛苦。《诗经·蓼莪》云：“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从蓼园之命名，便体现了定王的思母之情。

根据文献的记载，可以确定蓼园是长沙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园林。但关于蓼园的具体位置，历来便无法真正确定。梁任昉《述异记》：“芙蓉园在洛阳，汉家置之长沙。定王故宫有蓼园，真定王故园也。”《述异记》中的这句话，是关于蓼园最早的记载。《定王台志》谨案《两京记》：

芙蓉园本隋氏离宫，周回十七里。秦为宜春苑，汉为乐游苑。杜诗注：“芙蓉园本古曲江，文帝改其为名，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惟据《述异记》“汉家置之长沙”，今其地不可考，而蓼园在定王故宫之内，尚有台址可凭。近人亦有以“真定王”之“真”非真伪之“真”者。考汉帝子王真定者，惟有常山王子平与定王为从父子，真定去长沙辽绝，封又在后，无因宫其故园。细绎记义，鄙意当以“汉家置之长沙”为句，则“真”字当属真伪之“真”，其名蓼园，自因孝思取义。有以“蓼”如字音“了”者，似属非是。但定王宫有园，亦理之常，何以载于《述异记》？或蓼园即芙蓉园，为真定王故园，亦未可知，惜无确据；且汉家未详何时，在梁已不能指实，今因孝思以蓼园属定王，揆诸姜词《西园雅集》，亦可作证。前人览古，已有“定王宫殿蓼园风”之句。古来名胜，往往两地争之以为重，姑以质子博雅君子。

《述异记》的记载颇为含糊，故于蓼园之所在，常常争议不休。蓼园确切位置何处，是否在长沙，其实都是存疑的问题。梁代去汉已久，所记本难完全如实，而以《西园雅集》佐证，亦非有力的证明。蓼园之所在，因此就很难定论了。

但后人以定王台侧即是蓼园，并不是因为有确切的依据，而是只是寄托了他们对定王的理想。清光绪四年，还重新修建了一座蓼园于定王台侧。《定王台志·叙》云：“若蓼园，见于梁任昉《述异记》，其地不可考，修台复其园，仍张□旧额，亦邑人之志也”，即是此意。

②：欧阳中鹄《定王台志·叙》云：“同治十二年，新建夏公督粮湖南。明年，新贾太傅故宅，附祀屈子如故。”欧阳中鹄记同治十三年新建贾太傅故宅，时间实误。夏献云《重修定王台碑记》云：“云认同治九年庚午奉命来湘。光绪二年，修贾太傅祠，成，议修定王台，有志未逮。”《贾太傅祠志·例言》亦云：“祠成于光绪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