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苏门六学士”的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指出：退之以文为诗 ，子瞻以诗为词， 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清照在《词论》中 ， 批评苏轼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句式不整齐的诗)，“又往往不协音律”。而胡寅从文学发展变化的高处立论，在《题酒边词》中说 ：“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前人对苏轼“以诗为词”褒贬不一，而我认为，应该在辨证看待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大加肯定苏轼“以诗为词”对词的革新方面的贡献，但也不可忽视局限性。

苏轼“以诗为词”内涵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裔”

《与蔡景繁书》云：“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与陈季常书》称赞朋友的优秀之作为“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耳”。可见，古人对于苏轼这一创新颇为惊喜。说起“诗尊词卑”这一传统理念，大概是从诗和词的功用上分析得来，而对苏轼“以诗为词”的贬义之言也大概出于此处。古人认为“诗言志”、“词言情”（或者说“诗雅词俗”）。苏开启了以词述志的阶段。词体用以述志， 在功能上无疑是一次根本的转变。

二、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开拓了词境

广泛地反映生活，表达各种情感志向，丰富了词体的抒写空间。苏祠一改以往歌颂男女爱情的传统，将诗的题材拿来写进词里。他的词大致分为哲理词、咏物词、闺怨词、记事词、农村词等。包蕴广泛，题材丰富、情感多样，可以说苏词几乎到了无事、无情不可以表达的程度。

三、苏词总体艺术风格与诗歌趋同，打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呈现出豪放雄奇、旷达、婉约风格

豪放，在今天可以理解为恢宏刚健、豪迈磅礴，写作此种词风的词人多是一腔热血，壮志满怀。苏轼在这一点上表现尤为明显。旷达和婉约，我认为，则是苏轼人生态度的不同表达方式。

四、形式与技巧的诗化

1. 大量使事用典。本是诗的技巧和方法，这里被用来写词，有人说典事的使用能使词“增加硬度”，我想这应该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使事用典对词历史厚重感的“贡献”。

2. 大量采用标题和小序的形式。上文中提到“词言情”，则从另一方面说明词不擅长用来叙事。但就凭这点成为苏轼“以诗为词”的例证的话，未免太过牵强。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词作《朝中措 送刘仲原甫出守维扬》也用了题序，总不能说欧阳修也而“以诗为词”了吧。苏词中的标题和词序，则是“以诗为词”形式上的体现

然而，此举的局限性也不难想出。这种转变对词体的审美属性，毫无疑问都带来相应的破坏。当然，我们需要注意词体在北宋中后期发生功能上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娱情功能被完全地取代。

另外，从音乐和文本的离合关系看，在词随着朝代更迭而转变过程中，词体自身的独立性、表达功能逐渐凸现，音乐的娱乐性渐次被淡化等一系列的转变无一不刚好“迎合”了苏轼“以诗为词”的潮流和趋势。

综上，“以诗为词”的涵义应该是多层次的：题材上，不再以男女艳情为主，取境较阔；风格上，把诗歌的“硬”的一面引入词中;功能上， 使词体从娱宾遣兴之用，转变为士大夫抒情言志的工具。而从形式上说，有意借鉴诗歌创作中常用方法与技巧；从局限性说，重词体的表意作用而忽视词体本身的审美意境；从与音乐相疏离的倾向渐趋明显来说，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了。